试论青少年道德教育向度的转变

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行三个向度的调整和转变：在内客上。从知识化、认知化倾向转向注重情感体验及情感发展；在方法上。从单向的灌输方式转向重视双向对话交流的方式；在空间上，从封闭的校园扩展到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领域。     

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路——学习《江泽民文选》关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重要论述

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必须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原则,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这就决定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原创性,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如何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制度化。     

治安调解：建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思考

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治安调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追求秩序的和谐、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持是治安调解存在的正当性理由,它更符合人性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与诉讼相比更符合人性的尊严和社会的福祉;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及治安调解的便捷性与经济性决定了治安调解在维系和谐社会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传媒研究的四重语境:一个本土化的视角

传媒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范式不能对社会中动态的、冲突的部分给以把握,也不能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的传媒的相关问题作出解释。应将传媒处身的“语境”视为一种问题视野,在其中对传媒现实给以观察与解释,并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政治经济现实和传媒生存状况等多个维度出发,重视当前传媒研究的四重语境,即前现代的社会阶段、后现代的话语氛围与消费主义思潮、传媒的受控与工具性质、传媒的商业化倾向。     

非概念性法学中的事实、价值与行为

作为大多数法学理论著述的一种范式 ,非概念性法学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其目标 ,就是要陈述那些经得住反驳的、有知识旨趣的问题 ,以及法律及其后果的社会作用问题。所以 ,非概念性法学理论都是可证伪的。法学对话 (Legaldialogue)则为检测非概念性法学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途径。因而所有的主张 (无论是明确的主张还是隐含的主张 )都是法学对话参与者试图表达其不同观点的手段 ,而他们所要表达的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 ,莫过于以下三大类 ,即 :事实、价值与行为     

错位的置换与失范的解构 --对狼文化热的思考

狼文化之所以能热起来,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狼性精神的现代置换缺少深入的分析,同时对这种置换的价值缺少冷静的思索.在个体人格层面、社会层面、国家与民族范畴,当代狼文化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错位的置换和失范的解构.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深层认识的话,我们就无法认清被精心打造过的狼文化意识形态背后的虚假本质和负面价值.     

论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特色

本文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特色:毛泽东把思想教育放在反腐败斗争的首位,把民主监督作为反腐败的基础,把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手段;邓小平把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的根本,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作为反腐败的原则,把思想教育和法制建设相结合作为反腐败的途径。文章还从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思维方式三方面分析了产生特色的原因。     

税收犯罪及预防研究

税收犯罪属于行政犯罪之范畴。该犯罪行为极大地危害了国家的利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各国刑法对税收犯罪行为都予以规制。但各国立法例各不相同。我国修订后的《刑法》时税收犯罪作了专门规定。预防税收犯罪首先要加强税收立法:其次要提高公民的税收法律意识;再次要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最后要加强对该类犯罪的综合治理,加大打击力度。     

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由此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总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显示了五大主要的功能.尽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的过程,但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仍可引导公众舆论,影响大众的认知.     

联邦主权与州主权的迷思——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的政治修辞及其法律陷阱

本文通过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政治解读,揭示出马歇尔大法官如何运用政治修辞与法律推理技术把联邦党人的政治主张变成美国宪法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尤其细致分析了马歇尔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对历史事实、宪政理论乃至法律概念的解释采取了歪曲和误读,以服务于其捍卫联邦主权、扩张联邦权力的政治主张,从而指出,法律人既要掌握修辞的技艺,也要对修辞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