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年谱》新编本与朱德研究新成果

《朱德年谱》新编本是在1986年出版的《朱德年谱》基础上编写的,汲取并体现了朱德研究的新成果,比原年谱增加了110多万字。新编本有六个特点：一、对朱德早期革命活动作了较详细的纪录;二、更全面地记录丁朱德参加领导武装斗争、革命战争以及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程;三、注意把朱德在历史关头的活动作为主线,突出重点;四、注意记录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活动中带思想性的内容;五、根据档案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六、订正了原年谱的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     

国歌为我独奏

代表一个国家的莫过于这个国家的国旗、国歌。对一个外交官来说,一首国歌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全部。我在驻基里巴斯使馆工作时,因为使馆仅有我一人,没人跟我说中国话,我对祖国要说的千言万语只能藏在心里。我自己每天升国旗,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只能向徐徐而升的国旗表达。最让我难忘的是庄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我独奏。那一刻,我对祖国的感情难以用言语表达。1990年初,由于当时特殊的原因,我一个人从驻斐济使馆到基里巴斯共和国建立使馆。那是真正的建馆,因为对内对外一切都从零开始,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由我一个人去做,其工作量之大…     

俄罗斯与印度军事合作态势分析

俄罗斯与印度作为昔日的战略盟友、今日的战略伙伴,两国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军事技术交流及武器装备贸易通常是两国元首最高会晤中的重要话题之一。深入分析与研究俄印两国之间军事领域合作的新内容、新特点和新动向,可以清晰地看出,俄印两国保持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一方面是出于双方的军事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和提高双方各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俄印军事领域的合作完全是一种相互依靠、相互利用的态势。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年实践的历史考察

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阶段对中俄战略协作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初步考察:战略协作确立及其框架的初步形成(1996年4月~1999年3月)、重点联合抵制美国单边主义政策(1999年3月~2001年9月)、中俄战略协作在深度磨砺中发展(2001年9月~2004年10月)和中俄战略协作走出磨合,进入稳定而务实的发展时期(2004年10月至今)。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在本文中,作者对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国际趋势、典型国家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经验和实施情况以及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及立法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我国制定和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出了若干建议.     

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权力的完善性扩张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与检察监督性质特点相适应的监督制度未能有效建立,检察监督的权力行使空间被压缩,监督目的被扭曲,监督功能未彰显。因此,有必要重新检审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性质特点,修补立法漏洞,建构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度,回复检察监督权力至正常状态,以制衡审判权力,规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问题分析及其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公务员培训存在培训与使用相脱节、培训方式方法单一、培训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切实转变培训观念、改革培训方法、拓宽培训渠道、健全培训机制等,才能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公共权力与政府权力辨析

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比政府权力起源更早,范围更广;公共权力是政府权力的源泉,公民通过宪政方式将公共权力赋予政府,形成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在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可能被异化;公共权力不可分割,政府权力可分割。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便于对此类问题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伪证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本文对涉及伪证罪的几个疑难问题,即伪证罪中“虚假”一词之理解、伪证行为之基本方式、作为伪证罪主体之一的证人是否包括见证人、如何理解伪证罪主体之一的鉴定人以及伪证罪的罪过形式等,进行了归纳,并就如何正确理解进行了探讨。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