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的实践价值

取得时效是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时间即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的制度,这一法律效果体现为原权利人丧失权利而占有人取得权利。它是法律在比较衡量物的用益利益与物的所有利益、私的所有的个人价值与和平秩序的社会价值,而作出的无奈选择。在这里时间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乃是法律希望以时间来治愈权利瑕疵给社会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困扰。目前,我国民法学界正致力于物权法的起草,如何认识取得时效制度对我国民法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便成了学理的一个努力方向。     

抓捕震惊一时的“二·六”轰炸案主犯

上海解放后,逃窜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趁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混乱之机,采取种种阴谋手段,疯狂进行破坏和捣乱。其中派遣特务潜来大陆,建立和架设秘密电台、刺探情报,为飞机轰炸指示目标,就是手段之一。上海公安机关与部队密切配合,迅速及时地摧毁了“国民党保密局独立台”等一批敌特潜伏电台,斩断了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的黑手,保证了大上海工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谁是吴思源1949年10月以后,刷涂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飞机不断对上海进行空袭骚扰,一开始规模不大,速来速去,丢下几枚炸弹就溜。后来,在蒋介石…     

和谐乡村建设与家族社会参与策略

构建和谐乡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作为内嵌式结构和根基历史的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内在因素。家族的当下功能是要为构建和谐乡村服务。实现这一功能的现代性转换,必须实施家族社会参与的表达策略:在法制框架内以和谐为行动取向,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乡村自治等。     

我国“公务员热”的效应分析及政策建议

当前“公务员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现象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等来规避这一现象的负效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通过广泛的干部教育,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素质干部队伍,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为我国干部教育培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当前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公物立法初探

公物法可以归入行政组织法、给付行政法、经济行政法、环境法、行政行为法或者公共设施法。不得违背公物命名目的、平等对待、利益衡量以及保障利用人合法权益是其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基于我国国情,我国有必要制定《公物管理法通则》。其内容应当围绕公物公共用途的保护,结合公物管理行为的特点,重点规范公物管理行为。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贡献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体表现为:“以德治国”提升了执政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三个代表”指明了执政道德建设方向,“执政为民”指明了执政道德建设的价值核心。     

试论董必武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贡献

董必武在主持政法工作期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的“法制文明”、“依法办事”、“加强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等思想,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深入推进警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做到“四必须”

警务管理体制改革是公安机关为了更好完成勤务工作,履行法定职责,在自身的机构设置、人事管理、职权划分及运行机制等制度上变革、调整和完善。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前,各地警务改革必须立足现有经济基础,遵循法治精神,强化权力监督,提高服务水平。     

“义利之辨”与中国传统伦理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义利之辨”,主要是假说在道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主体选择,不同的选择,表明了不同主体的价值观．从法律史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争论的主要原因是在义与利之间缺乏法律(实质是缺乏发达的民法体系)这一中间环节．中国古代长期的“义利之辨”,表达了主流阶层的义利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