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个人所得税》体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进一步改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加上经济改革发展和国家立法管理上的要求,也需要深化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为此有必要对中德两国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进行一些比较分析,以资借鉴.由于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由十分复杂的体系所构成的系统,所以本文的讨论仅起抛砖引玉作用.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研究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所确立的危险责任只施加在那些其所从事的危险通常已由法律精确定义了的具体特定人身上,即机动车的保有人,对其他并非机动车保有人的驾驶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保有人的确定应当采取运行支配说与运行利益说二元标准,某人是否属于机动车的保有人,要从其是否对该机动车的运行于事实上处于支配管理的地位以及是否从该机动车的运行中获得了利益这两个方面加以判断。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韧性视角下现代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现代城市因人口聚居、建筑密集、活动复杂而日益成为风险中心,呈现出复合性、联动性、叠加性、扩散性、隐蔽性增大等整体性风险。本文基于韧性视角,引入"韧性城市"概念,剖析了现代城市整体性风险防控实践的六大盲点和弊端,并分别从空间、时间和层级三个维度提出了韧性城市风险治理的范式,梳理出"都市群-城镇带-生活圈"防范风险扩散、"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恢复"阻遏风险延递、"宏观搭台-中观定标-微观落地"化解风险叠加的具体策略。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

当今社会,性贿赂已然成为重要的贿赂方式,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蚀力甚至高于其他财物型贿赂。然则我国刑法并未将性贿赂纳入其规制范围,理论界对性贿赂入罪与否争论不断,实务中对性贿赂的处置方式不尽相同,这直接削弱了我国刑法对性贿赂的规制力度。应当试图跳出性贿赂入罪与否的争论漩涡,在现行刑法框架下探寻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应当将间接性贿赂中的雇佣型性贿赂所涉赃款直接认定为受贿数额,将直接性贿赂与间接性贿赂中的指示型性贿赂直接规定为贿赂犯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中美警察教育训练比较研究

警察教育训练是警察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与国家结构形式不同,两国的警察教育训练存在明显的差异。比较中美警察学历教育模式、训练模式及其训练的组织实施,可以发现各自的特点、优势与不足,可资借鉴。我国警察教育训练制度正在进行改革,一些承担学历教育的公安院校开始把重点转向职业教育,但在警察教育训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我国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优势,有效避免出现西方国家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不足,还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     

社会问题的双重建构性及消解策略——有关社会问题“元理论”的重新探索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客观（物）和主观（人）双方双重建构的产物。因此,忽视主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使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局限和偏差。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消解策略应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解决主观建构的意识性,另一方面解决客观建构的存在性。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和展开社会控制和管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工作为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新的诉求渠道。     

经济观的变迁与经济信息主义

信息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使得经济学理论及经济观也随之变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和信息经济观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出现了经济信息主义的倾向,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     

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构建的裁审体制及与劳动监察的关系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构建的一般案件"一裁两审"、特殊案件"一裁终局"的裁审体制是对我国原有制度的重大修改,该法确立的分类处理机制以及对仲裁机构资源的整合必将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如何在受案范围以及程序衔接上理顺劳动监察与裁审体制的关系,也是在理论及制度上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The Formation and Impact of Isomorphic Pressures: Extravagant Position‐Related Consumption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isomorphic pressures on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 field that has not been adequately explored and explained. A critical issue, on which this article focuses,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isomorphic pressures translate into homogenous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cross organizations. Drawing on the case of extravagant position‐related consumption in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we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isomorphic pressures, how they come to have an impact, in what ways they are manifested and how they are sustained. We find that institutionalized isomorphic pressures may creat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in contradiction to formal legal norms. We further analyze the endogenous dynamic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isomorphic pressures, which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complex web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relationship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65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well as relevant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media accou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