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角下的伊拉克战争--浅析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策略

先发制人是布什主义的基本要素,即坚持美国具有潜在的敌人能够伤害美国之前,对其首先发动攻击的权力.国家进行预防性战争的理由主要是,他国未来将发动袭击,因此要努力阻止这样的袭击发生.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的区别主要在于敌人正准备进攻的确定无疑或似是而非.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人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历史和国际法对预防性战争都是否定的.     

刍议比例原则在实现公共利益中的运用

比例原则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中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公共利益实现中贯彻比例原则对于遏制不当的行政自由裁量、维持公共利益实现进程的正义性及协调此种进程的价值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在公共利益的实现中贯彻比例原则,一方面需要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语境分析,而不能以事后的评价作为标准,并且要将必要性原则进行标准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的＂经济性＂因素,并以宪政主义的眼光来检视＂己域＂和＂群域＂的区辨。     

良性互动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犯罪预防

本文在分析良性互动的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健全人格及其社会化关系的基础上 ,阐明了良性互动的亲子关系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重要作用。文章最后还对建立良性互动的亲子关系所涉及的两个重要方面———理性教育观和科学教育方式进行了分析。     

大学生不良亚文化现象及其应对措施

大学生不良亚文化现象主是由社会不良环境、高校教育的弊端、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大学生自身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后果，对大学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对症下药，从社会、高校、家庭和大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通过大力宣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与管理，优化家庭环境等措施，减少乃至消除大学生不良亚文化现象带来的严重危害。     

属人法的主义之争与中国道路

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的道路殊别，成为两大法系国际私法最主要的区分标志。我国属人法方法从本国法主义向经常居所原则的根本转变，只有放在两大法系属人法之争的背景中，才能明晰其意义和未来演变方向。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都坚持属人法的统一性。前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后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追求。本国法主义的历史形成具有单边色彩，它倾向于扩大法院地国属人法的支配范围，伴有对相关法律的道德性的比较判断，借此保障海外国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住所地法主义促使不同国籍当事人的民事身份与地位趋于平等一致，客观上促进了一国的族群融合，其体系性功能稍优于本国法主义。惯常居所原则主要是国际公约的妥协产物，其弊端是割裂了个人与特定国家间的精神联系，销蚀了属人法的精神属性。经常居所是惯常居所的中国表达，但最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经常居所一定的特殊含义。经常居所未来应进一步“住所化”，顾及我国国民跨国流动的现实，实现住所地法主义的价值追求。     

东盟地区治理的基础与动因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跨国问题的突出,东盟国家必须克服分散性和各自为战的集体行动困境,合作治理地区发展所面对的公共问题,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东盟国家必须努力获得和巩固地区治理的基础以及塑造和拓展更大的共有利益,使东盟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     

论侵权法上的第三人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28条一般性地确认了第三人行为作为免责事由的法律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对司法实践而言,并无意义。在第三人行为中断了被告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被告可以免除责任。至于第三人行为与被告行为共同造成损害的情形,则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12条的规定,属于多数人侵权责任。第三人行为能否普遍适用于危险责任,取决于危险范围等因素,即第三人行为的发生是否本身就属于责任人应当负责的危险范围。在判断第三人行为能否中断因果关系时,需要考虑第三人行为的类型以及被告所违反的法律规范的目的。     

刑法的价值选择机制

刑法的价值选择机制,是将以价值选择为主导的人类主体性意识作用于法律规范评价之中,最终指导刑事司法活动过程.限制国家权力和维护公民权利的二元价值需要体系决定了刑法的价值选择机制是"层层递进"式的评判体系,它贯穿于定罪与量刑活动中.在定罪活动中,价值选择机制通过司法者对构成要件理论的适用得以彰显;在量刑活动中,则通过司法者对刑罚机制的把握得以实现.     

南希·弗雷泽的性别正义观研究

南希.弗雷泽构建起一种服从于参与平等原则的三维正义观。作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弗雷泽分析了社会中存在的三种对女性来说的非正义现象及其根源,同时也提出了矫正性别非正义的措施,从而重构了性别公平概念,并为女性设计了一个通达性别正义的可望前景。     

谈如何构建家事诉讼程序——以离婚纠纷审判程序为思考原型

家事案件与普通财产型案件存在明显区别。以离婚案件为代表,目前司法实践中家事案件审理存在业务分工不明、程序机制空白等问题,故需要从家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审判机构和人员配置、程序目标和程序原则、诉前强制调解等四个方面,思考如何重构家事诉讼程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