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决羁押正当性的实体透视与程序推演

未决羁押正当性的实体目的是防止未决羁押期限超过法官最终确认的徒刑期限,其制度设计的直接目的,当然是设置一种程序机制来尽可能准确预测法官的最终判决。达成未决羁押正当性的措施以实现审判结构的科学性为前提,在此前提下主要考虑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确立对未决羁押的司法审查程序,包括对自然羁押与正式羁押的区分以及警察、检察官的风险选择;另一方面实现侦查权与关押权的分离。     

教育质量标准的三维分类研究

在教育质量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其质量标准是不同的。以教育质量形成过程阶段为依据,教育质量标准可进行三维分类,分别是作为预设的教育质量标准、作为培养的教育质量标准和作为结果的教育质量标准。本文对这三维标准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分析。     

集体协商功能及影响因素:中外文献比较与启示

中国推行集体协商制度10多年,但理论研究不够.集体谈判制度是西方经过长期的劳资冲突后形成的就劳动报酬和利润分享的协商谈判机制.中国集体协商概念强调劳动关系的协调性而非对抗性.学术界认为集体协商可以改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员工满意度和促进企业效率.中国企业的集体协商正在从上到下推行,功能与效果还不明显.西方集体谈判受经济形势、国家法律、双方谈判力量等因素影响;中国集体协商主要受政府政策及地方工会的影响.集体协商实践极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包括界定概念与本质;证实集体协商的效率和影响因素,为探索中国集体协商道路奠定基础.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浅探

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是今后我国财政支出改革的方向,意味着我国长期以来重收入、轻支出的财政分配格局将得到改变.这种转变并不仅仅是政府理财方式的改进,而且也是我国加入WTO的需要.本文从政府传统采购方式的弊端出发,阐述了建立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必要性,从我国建设政府采购制度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若干设想.     

后现代与寂静的青春

上世纪60年代,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全球化、信息化形成了新型的社会范式,为青年的成长带来新的环境。青年以自我社会化替代传统的社会化模式;由于新的社会风险,延长了青年期;民主的发展使青年以新个体主义的角色参与政治。这些新情况有的就表现为寂静的青春。而兴起的青年亚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的互动,要求符合客观规律的目的改造自然,以人的内在尺度促进社会变迁,为追求理想的未来不断创新,形成为青年的欠缺美学。     

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问题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以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学生为例,针对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源、男女生就业态度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与分析,了解目前大学生在择业就业中存在的心理问题,并提出构建社会、学校、家庭、学生四位一体的就业心理咨询辅导体系,有利于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     

创新及其历史

创新可分为生产性与寻租性的。传统社会的报酬结构不利于生产性创新,故而技术进步较为迟缓。近代以来,产权与专利制度的完善使得技术革新的星星之火转成燎原之势,同时,创新活动也从过去的偶然行为变成社会的常规活动。此外,创新的＂加速器＂特征使其超越经济学的收益递减规律而长盛不衰。     

高校人员在职攻读学位政策利弊谈

高校人员在职攻读学位政策虽然有利于高校教师学历的提高和知识结构的改善,为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提供师资条件,改变某些高校学缘结构过于单一的不合理现状,但也产生了学历贬值、权学交易、鼓励人们攻读学位而不安心工作等现象.根据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以及劳酬相当的原则,建议在调整招生计划的同时取消在职攻读学位政策.     

奥地利德语作为语言民族性变体的研究

奥地利德语是欧洲德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与德国接近的地缘因素,它与德国德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但总的来看,奥地利德语仍然属于德语语言的民族性变体,而不是独立于德语的所谓奥地利语。它与德国德语、瑞士德语构成德语语言的三大变体形式。奥地利德语和德国德语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这种差异是德语语言在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的民族性变体差异,并不能将其视为错误。     

公共行政行动主义转向的学理阐释:基于组织的视角

西方学界关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历程存在不同的理论解读。当回到公共组织本身抽取出主观—客观、内部—外部两重维度时,可发现百余年来公共行政思想经历了组织内结构功能—组织内行为过程—组织外环境战略—组织外公民价值的三次转变,构成了一个"反Z字形"的逻辑上升过程,且在这三次转变过程中,暗含着从组织内部到组织外部、从组织客观要素到主观要素的两大转向。然而,囿于组织本位主义意识形态,聚焦于组织中"人"和组织外"环境"的转变进程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随着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的来临,公共行政思想开始了新一轮的螺旋上升进程。这一方面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主义建构走向终结,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建构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