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制度的构建探析——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比较法研究双重视角下

2012年初,《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通过,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获得正式确认。但修正案中就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仅做了原则性规定,尚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细则予以规范。文章试图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的考察制度进行探讨,通过与德国、日本、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近似制度的比较分析,从考察的主体、内容、期限、配套机制及处理结果等方面,大胆提出考察制度架构的设想,以为在实践中规范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提出建议。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的科学构建

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公诉环节风险评估机制具有容纳冲突、预测风险等内在价值,通过明确和规范其适用程序、责任追究机制及完善内处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释法说理等工作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公诉环节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两类青少年暴力犯的共情差异

探讨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共性上的差异,为青少年犯的分类矫治提供心理学的依据。研究方法：采用冲动性／预谋性攻击量表和人际反应性指标（台湾修订版）对北京少管所的360名青少年暴力犯进行问卷调查并作统计分析。结果：对青少年暴力犯的分类是有效的;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同情关怀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在身心隐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反应性暴力犯;青少年暴力犯的攻击行为与观点采择、同情关怀呈负相关,与身心隐忧呈正相关。结论：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共情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分类矫治中应区别对待。     

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的两种模型及操作流程

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是高校危机干预工作者通过观察、分析和会谈询问等方式,估计和确定特定大学生个体自杀危险程度的过程。自杀风险评估是做好大学生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的起点和核心环节,妥善运用自杀风险评估技术,有助于建立科学的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机制,提高大学生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的效能。     

社会转型期公众民意表达科学化的理性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和攻坚期,公众民意表达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利益诉求不断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为多元化、差异化和群体化等新特点。在面对公众民意表达时,政府与公众应在公共理性的框架内,寻求理性和有序的解决途径。为提升公众民意表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营造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理性互动的社会管理环境,创新发展治理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断拓宽政府主导的规范高效、理性有序的社会管理路径。     

大型活动环境下志愿者管理探析

大型活动的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志愿者服务。系统、科学、规范的志愿者管理可以统计并掌握志愿者的人数、背景、服务时间等情况;可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保证服务质量及志愿者持续参与;可以提高志愿者的责任感和归属感。由于大型活动环境一般具有规模庞大、跨越区域大、参与者多且杂、社会影响广泛、组织管理要求高等特点,志愿者管理必然面临区域分散、志愿者管理人员精力有限、难以呈现整体的精神面貌等问题与挑战。提高大型活动环境下志愿者管理,需要根据志愿者的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操作,包括: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明确志愿者的权利,谨慎灵活地授权;做好培训,提升志愿者角色认知与意识,将弘扬志愿精神渗透到每一个环节;有效地运用激励手段,注意"切时"、"切人"、"切境"。     

赣州发展社会组织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效能建设研究

赣州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尽管社会组织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并拥有加快其发展的现实条件和成功案例,但新形势下,面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新要求,存在一些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需从理念定位、制度安排、机制构建及实践着力点等层面,探究社会组织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以推动和谐赣州的发展。     

中国吸毒驾车管制问题及其对策

吸毒驾车已成为一个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目前,中国对于吸毒驾车的管制存在法律不完备、主体不明确、检测吸毒困难等问题。有效管制吸毒驾车,可以借鉴国外的查处方法,同时要加快立法,建立制约机制、相关数据库和预警平台,适时集中进行专项整治,推广新型吸毒检测方法。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内涵与运行模式

良好的社会治安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为了严密防控违法犯罪活动,有效应对并解决各种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充分整合各种社会防控力量,构建一套以违法犯罪为对象的防控体系。为确保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行,其运行模式必须由多元主体来开展社会治安防控,做到长远目标与现实目标的有机结合,并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     

权利能力制度初探

权利能力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的"人格",在抽象层面是指成为一切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在具体层面是指成为特定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的资格。目前,权利能力有关制度中存在权利能力平等规定的不当与缺位、限制监护权利能力规定的缺位、权利能力与责任能力的混淆、经营范围限制企业法人权利能力的疏漏等问题,应结合世界立法趋势和中国法律实践予以解决,完善中国的权利能力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