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执业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初探

律师执业损害赔偿责任具有间接性。律师执业损害赔偿责任民法上可因侵权或违约事由引起,二者竞合时当事人有选择权。要件上,应具有原因事实、实际损害以及因果关系三个共同要件,由此限制律师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方法上,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运用合同架构理论分散律师执业损害赔偿风险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法律市场中行政立法成本分析

行政立法成本是行政立法相当重要的课题,它关系到行政立法的效率和质量,关系到法治国家的建设,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好坏.在法律市场中,行政立法成本有着丰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其可分为动态行政立法成本和静态行政立法成本.我国行政立法在成本控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表现在行政立法生产成本高,机会成本高,交易成本高,边际成本递增.因而应从控制行政立法数量和质量、加强行政立法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优化有限行政立法资源等方面来限制行政立法成本.     

浅析教师权力转型的依据

在信息时代,教师权力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挑战,教师权力现状不容乐观。教师权力转型存在社会实践基础,而西方权力理论为教师权力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的＂软权力＂应该成为教师权力转型的主要依据。     

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

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但也出现了起伏。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彼此需要对方的合作;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又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分歧和摩擦不可避免。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推进,双方加强合作的同时,中美互疑加深,博弈加剧。回顾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随着奥巴马的连任成功,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连续性要大于变化,未来中美关系还将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不过,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会进一步凸显:在寻求对华合作的同时,美国对华的牵制和防范也在加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必须以自己的两手对付美国的两手,而加强协商与沟通、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将成为中美关系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为民族复兴营造更好的环境,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层级划分问题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需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特点,在具体目标和内容的设定方面分层、分级.未成年人群体因年龄、性别、地域和家庭差异,在认知和思维能力、道德推理和道德水平上都有所区别.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要从这种实际出发,在不同层级上渐次展开,才能避免空泛化和形式化,真正收到实效.     

《欧洲研究》(2003-2007年)学术史分析

本文以"《欧洲研究》"为检索项通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获取该杂志2003-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后开展计量分析,并在研读《欧洲研究》刊登的相关文章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从问题、资料、作者、学科四个方面对国内欧洲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评述。这种学术史的研究是在回溯基础上的总结和反思,旨在促进欧洲学科的发展。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公共利益的特点及其界定

公共利益的定义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国内外学者在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上见仁见智。公共利益具有以下特点：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2．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3．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4．公共利益的层次复杂性。我们应当以程序正义来保障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     

New Faces

September I brings throngs of new students to Peking University. Across the campus, information booths for every department stand waiting to receive the freshmen and freshwomen.     

新形势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长效性探究——以民主政治为分析视角

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根本组织路线,一直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而不断继承和创新。但从党的历史进程来看,群众路线的践行往往受到不良工作作风和不正确的工作方法等主观因素的干扰,究其根源,在于群众路线的运行机制一直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和民主保障机制。通过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确定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无疑会为新形势下践行群众路线提供长效性运作的内在动力。     

社区信任与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一种实证研究

分析社区信任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可以从制度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四个维度来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社区的信任水平与社区治安的状况存在着较显著的相关性，社区的信任水平越高，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好；反之，社区的信任水平越低，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