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庭审程序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民事庭审是整个诉讼活动的核心,庭审制度改革是诉讼改革的契机和重要内容,其成败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问题。因此对于集中审理和举证时限的关系、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分立、法庭调查的控制以及法官认证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分析,对于民事庭审程序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错误扣船归责比较研究

错误扣船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各国对于错误扣船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各国适用的归责规则差别较大;大陆法系国家主要坚持客观归责,根据事后实体裁决的不利结果,追究扣船申请人其先扣船行为的错扣责任;英美法系国家主要坚持主观归责,仅要求滥用扣船权利的扣船申请人承担错扣责任;我国有关错误扣船责任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反映了客观归责的要求,但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践困难,应予修改,以便建立船舶扣押诚信机制。     

国际海运业承运人责任体制的传承与发展——《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责任规定介评

《鹿特丹规则》在承运人责任制度方面作出了多处变革：对运输主体进行新的细化与分类,责任基础采用完全过错推定模式,将承运人责任期间扩展至＂门至门＂,扩展适航义务的履行期间,对运输法传统免责事项作出多处修正,进一步提高承运人的责任限额,针对承运人部分义务引入契约自由原则。上述变革进步与局限并存,其对货物运输法发展的功过评判尚需时间。     

大型灾难事件中的DNA鉴定工作

大型灾难事件通常是由各种无法预料的因素引发,并可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和失踪。法医学DNA实验室首要的任务就是对这些遇难者进行身份的认定。本文通过回顾大型灾难事件以及相关研究,提出大型灾难事件中DNA鉴定的程序,包括样品的准备、收集、贮存、DNA的提取、DNA的分型、相关数据的分析和结果的解释等,并对DNA鉴定中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讨论。     

日本国际私法现代化的最新进展——从《法例》到《法律适用通则法》

《法律适用通则法》是日本为实现其国际私法立法现代化的目标而对《法例》进行修订的结果。《通则法》对《法例》的修订,不仅体现在立法名称和法律语言的现代化上,更体现在法律适用规则的现代化上。在法律适用方面,《通则法》主要对行为能力、后见开始的审判、失踪宣告、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益以及债权转让等领域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了完善。《通则法》的制定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有一定借鉴作用。     

街层官僚的自主性行为及其提升

街层官僚由于其工作条件与环境的特殊性,享有大量的自主权,并且在其执行政策过程中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20世纪的行政改革几乎都致力于限制其自主空间以抑制对公共利益的背离,但街层官僚通过一系列策略选择使得这些方案破产,进而消解外部控制。实际上,出于"经济人"假设限制街层官僚自主空间的视角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彰显街层官僚的"公共人"特性,才是保证街层官僚自主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确方向。     

论行政犯罪过失

行政犯罪过失是指行政犯罪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侵害某一特定的行政法益或行政秩序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研究行政犯罪中的法律过失和监督过失,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把握行政犯罪。     

体液中常见滥用药物的系统筛选分析

本文建立了体液中常见滥用药物的筛选分析体系.尿液或血液经固相萃取(SPE)或液提取(LLE)后,直接用GC/NPD分析或经TFA、BSTFA衍生化后用GC/MS分析.方法适用于同时分析甲基苯丙胺、MDMA、度冷丁、去甲度冷丁、曲马多、美沙酮、EDDP、可卡因、苯甲酰芽子碱、可待因、安定、氯丙嗪、吗啡、单乙酰吗啡等十四种常见滥用药物及代谢物.SPE法和LLE法回收率分别为66～102%和50～86%,最低检出限为2-5ng/ml尿.涉毒案件的鉴定应用表明该分析方法简便、快速、可靠.     

试论近30年中国学术翻译的形态嬗变

1980年代末开始,述评性学术翻译应运而生,以弥补移植性翻译的三种局限:难以应对文化背景的未及性,移植性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某种内在紧张,移植性译者缺乏消极自由.如果从解构主义路径突破这些局限,容易否定平等对话和重叠共识,导致话语霸权.基于构述法的述评性翻译有助于厘清翻译内容的文化语境,赋予翻译者更大的、合法的言说自由,发挥研究与翻译的双重价值.     

论民事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应有地位

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民事法律的强制力,其为民事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我国在未来的民法典立法中应继承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创新性体例,在各项民事权利编之后单独设立民事责任编,把学理上的侵权法一分为二,具体分为侵权行为法和侵权责任法(民事责任编的一部分)。在民法典立法体系上,将侵权行为法规定在债权编,而将侵权责任部分和其他民事责任合并为民事责任编,置于民法典的最后。这种立法理念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将有效的解决我国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