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归国难侨“复员”缅甸析论

二战后在归国难侨“复员”缅甸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英缅政府、缅甸新政府在中国侨民返缅条件、时机、资格甄审等问题上进行了大量交涉,难侨“复员”缅甸结果差强人意。国民政府的华侨“复员”交涉并未因战后东南亚局势的变动而及时调整,墨守成规,缺乏智慧和勇气。独立后的缅甸也基于该国内政的考虑,利用甄别侨民资格、分期分批返回等手法尽量减少华侨重返当地。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加剧,国民政府对华侨“复员”工作无暇关注,遣侨工作不了了之,引起归侨的不满。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述评与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现有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趋于全面,实证调研分析显著增加。然而,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今后应从更广的学科范围、充分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重点包括: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宏观背景进行深入、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现行政策进行评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定位和制度设计的前瞻性、统一性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之间及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比较研究。     

预防和处理集体劳动争议心理对策研究

当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劳动关系矛盾日趋复杂,各种类型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逐年上升,已严重干扰和阻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分析了集体劳动争议的现状及特点,在此基础上用心理学的理论探讨了有针对性的、可行的预防和处理集体劳动争议的心理对策,对降低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率和破坏程度,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民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体系优化与社会消费结构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中美两国边际消费倾向差异的比较分析

收入分配和社会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和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历史数据并运用协整模型测算中美两国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揭示中美两国国民消费行为差异,以及两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对社会消费结构不同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中国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且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因此,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整体的消费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增长,成为保证中国国民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     

东亚文化与出版交流的实践与思考——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意义解读

东亚出版人会议紧扣着东亚文化与出版两大主题,从人的交流、书的交流到企划出版的交流这3个层面,既务虚也务实。一方面通过相互间的文化与理念的交流,期望了解彼此邻近却隔膜的现代化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共同出版"东亚人文书100",进行跨越国界的文化事业的交流。不过,中、日、韩3国所推荐的书目依然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诉求,因此,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来重构东亚的价值和理念,还需要出版人的进一步努力。     

不完全信息下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就业知情权保障

信息的充分传递是市场资源高效配置的前提。就业市场上大学生就业信息的不完全,影响了大学生理性的进行学科选择和职业规划,导致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双方不能有效衔接。知情权保障是解决主体信息不完全问题的唯一路径。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大学生就业知情权的内容,并通过政府的市场就业信息收集供给、高校就业信息服务、用人单位就业信息告知等,落实大学生就业的知情权。     

“独立工人”视角下共享经济就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共享经济中形成了"平台+履约人"的新就业模式,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独立工人"。"独立工人"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仅根据平台要求向客户提供劳务或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以"独立工人"为主,吸纳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等级较低、外地农业户籍的青壮年男性。在共享经济中有四至五成的从业人员属于专职"独立工人"。研究发现:选择从事兼职独立工作的群体有长期从业的倾向,而选择从事专职独立工作的群体则不希望继续从事独立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经济发展、保护"独立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重新审视"独立工人"的法律身份入手,探索建立适合"独立工人"的"可携式福利"体系,尝试总结具有权威性的共享经济劳动标准,以推动该领域的劳动立法。     

区域协同对我国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影响及完善路径探讨--以沪港通为例的研究

区域协同是新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不但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平稳发展,而且对于实现区域充分平衡发展以及构建新常态语境下具有可持续发展动能的区域"增长极"大有裨益,并影响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探索。基于区域协同创新和"增长极"的理论视角,在阐释区域协同发展对企业创新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基础上,以沪港通为例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了大力发展沪港通对于推动我国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未来又面临哪些挑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e-government,and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from civil servants

Both China and India are adopt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facilitat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ir governments, and hence reduce corruption. Distinctive from their traditional anticorruption approaches, is the innovative e-government approach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corruption in these two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question through compar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44 mid- or senior-level officials in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se two countries. The first study of its kind,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civil servants in both countries overall think positively about transparency and technology in reducing corruption. However, to what extent these innovative measures will be effective is conditional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willingn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frastructure readiness. What is worth noting is that the Chinese respondents were more positive regarding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whereas the Indian respondents were more positive about the role of technology, which may reflect the different facilitators of corrup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of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and India.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