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新疆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以昌吉州为例

通过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为例对新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进行调研，从昌吉州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入手提出目前昌吉州农业产业化在产业化管理水平、区域发展差异、标准化基地建设、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产业组织化程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提出改善和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风景的重新发现——晚清对“南洋”的重新划界与定位

南洋这一空间在晚清的重新划界及其意义的重建,从现实成因来看,是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压力重建内外边界的结果。从知识逻辑的角度来看,则与西方科学理性和新的世界观念的介入密不可分。可以说,晚清的"南洋"是内陆国家应对海上强国所形塑的地理与心理事实,是应时代之势被重新发现的"风景",并非纯粹的自然地理空间概念。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如何成长发展?——以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

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的行业协会在获得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免受政府控制和干扰的同时也失去了政府庇护及其资源的支持。在此情境下,那些新生的行业协会似乎只能依靠会员企业的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求助于"会员逻辑"似乎是行业协会的必然选择。但是,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既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会员,而是依靠类似于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迅速成长,实现了真正的自主发展,并在短时间内跻身全国一流社会组织行列。使命的互益性和企业家精神结合一起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扳道工的作用,而互益创业则是其成长发展的根本动力。论文描述的成长机制可能是后双重管理体制时代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一个可行方案,论文的研究也可能揭开深化资源依赖理论的序幕。     

Is a Cyberwar Coming?

<正>The alleged Sony hacking warns of the grave consequences of cyberwarfare As 2014 came to a clos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DPRK),also known as North Korea,kicked up a row over the alleged cyberattack on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one of the     

中外告诉乃论比较研究

告诉乃论 ,亦即告诉的才处理 ,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古今中外的刑事法律多有规定。从我国与各国的法律规定相互比较的角度来看 ,在诸如告诉乃论的立法原则、适用范围、立法体例、“向谁告诉”、告诉权人等事项上 ,我国法律的规定有其独到之处 ,但在诸如告诉期间、告诉效力、告诉撤回等事项上 ,我国法规定阙如、过于简约 ,应当加以完善     

简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完善

本文就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确了创建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建立健全保障法律的原则.     

论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现状与对策

医药购销领域存在的商业贿赂行为,不但败坏了医生的职业道德,还是造成当前药价虚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已被列为商业贿赂重灾区之首,打击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形势比较严峻。本文将在对当前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的现状、特征的分析基础上,对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成因、查处困难进行剖析,并由此进一步提出防范和打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对策。     

许身家教 孜孜耕耘——赵忠心家庭教育思想纪要

赵忠心教授是中国当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著作——《家庭教育学》,从此确立了家庭教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他还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家庭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不但进行家庭教育学科建设,还进行了大量的家庭教育科普宣传,并对似是而非的家庭教育舆论进行了学术批判和引导,为中国家庭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诚信”视角探析提高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社会和谐,诚信是基石。当前,在“利益至上”原则的冲击下有的人失信于己、失信于人、失信于自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诚信缺失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加强诚信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党要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国民经济与公民教育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新型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