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全诉讼中被申请人利益的保障

保全程序是一种单方审理程序,但是在对行为进行的保全中,由于存在"本案化"的可能,就不能一味地追求对申请人利益的保护,还需要适当地考虑被申请人的利益。一方面,最低程序保障要求从形式上保障被申请人有参与程序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作出实质裁决的时候,应当考虑裁决的执行将会给被申请人带来的影响。     

《核不扩散条约》的困境及应对

作为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核不扩散条约》近年来面临多重危机。危机源于缔约各方相互矛盾的利益关切和目标、对条约进行利己主义式的解读和利用、条约自身的局限性和脆弱性、以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核武器的认识和道德评价仍未形成共识。应对上述危机需要各缔约国弥合分歧、重建共识,在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上维护条约的权威和效力。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权力转移理论视角

本文对权力转移理论加以扩展,区分实力与政治权力,并探讨了全球层级体系和区域层级体系并存的情形。借助这一扩展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本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的实力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日对东亚政治权力格局态度的变迁,以及前两项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区域稳定的影响,并讨论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对日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日两国间的权力转移有利于东亚稳定,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层级体系的态度逐渐由满意转变为不满意,给东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本文指出,中国在全面推进与日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时,不应在日本"入常"、领土主权等争议上轻易妥协,而应承担起东亚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尽可能避免在美国的认知中成为挑战者。     

The End of a Market

The shutdown of the Cherkizovsky Market in Moscow hurts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Russian consumers alike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与中国的参与

经济走廊建设是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将次区域交通走廊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把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2008年6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正式成立,标志着GMS交通走廊将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成熟的经济走廊。本文认为,经济走廊建设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形式,并将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形象的现代建构——探讨中国形象的现代性根源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崛起将树立怎样的大国形象已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停滞性的话语、全球化的冲击、地域意识的提倡,构成了中国形象的现代建构的宏大的叙事背景,也为从现代性视角探讨中国形象的现代建构提供了思考与启迪。     

口头优先还是书面优先?——国际诉讼法协会(IAPL)2008年年会主题述评

国际诉讼法协会2008年年会的主题为"口头及书面程序:民事诉讼中的效率"。围绕该问题各国学者(主要是大陆法系学者)形成两派观点:一派强调书面程序能有效提高诉讼的效率;另一派则强调口头原则的重要性。两者背后的价值追求都是"如何提高程序效率"。此次会议主题反映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在基本程序保障实现后,提高诉讼效率成为十分突出和急迫的问题。此次年会上,学者就相关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如两种"诉讼目的观"的对立、有关书面和口头原则的"两个神话"的解构等。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有效供给——基于福建省的思考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民,是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本文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战略问题。文章先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统筹考虑的基本内涵、要素和评价标准,并以福建省为例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实践上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的创新战略。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有效供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利用财政手段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推动公共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行政发展视域中责任伦理的价值向度

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认为行政责任伦理内在价值向度转换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威尔逊的无道德行政、马克斯.韦伯的个体先在的责任伦理、罗尔斯的社会道义的公共责任伦理、后罗尔斯的公共伦理与个人伦理相统一的责任伦理的变化。同时,本文认为,行政责任伦理的研究内容包括责任伦理理念、责任伦理要素、制度(规则)伦理三个方面,行政责任伦理的特征表现为:应然与实然相统一、非自律与自律性相统一、公共伦理与个体伦理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门利益”问题

部门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它的存在阻滞政府职能转变,破坏法制统一,滋生寻租腐败,使改革与初衷发生偏离,成为建立现代公共行政体制的器质性障碍。因此,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制度建设,从体制和制度上有效治理部门利益,才能推进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的根本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