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体技术研究现状与法庭科学应用展望

适配体技术是生物科技研究中的新兴发展技术之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从适配体技术的发展、研究方法、特性以及应用领域进行综述,并对该技术在法庭科学中的应用做出展望,以推动我国法庭科学领域对适配体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法医DNA标准物质备选细胞STR等位基因片段长度的定值

目的 研究建立法医DNA标准物质备选细胞基因组STR基因座等位基因片段长度标准定值的方法.方法 利用有机法提取HPF和HSSM细胞基因组DNA并进行STR复合扩增,将产物进行电泳检测.利用Gene Mapper软件分析电泳结果,记录STR基因座等位基因的数值,并对目前我国公安系统应用较为广泛的DNATyperTM15、IdentifilerTM两种试剂盒扩增产物进行相应的DNA片段长度(bp)统计以及定值.结果 HPF为男性个体细胞,HSSM为女性个体细胞.HPF和HSSM细胞DNATyperTM15系统等位基因片段长度范围分别为126.26±0.05～367.53±0.20bp和125.33±0.07～370.08±0.17bp,IdentifilerTM系统等位基因片段长度范围分别为117.22±0.04～340.02±0.08bp和117.21±0.03～323.86±0.09bp.结论 对STR基因座等位基因片段长度进行标准定值,可为法医DNA标准物质提供有效的溯源途径.     

论我国司法官选任制度的完善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正义的实现必须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司法官队伍。在构建我国司法官选任制度时,应当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提高司法官任职的最低学历条件,明确司法官的法律职业经验要求,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强调司法官的品行操守,建立司法官任职培训制度,完善司法官的选任机制和程序。     

论不可逾越的“柴尔线”

英美证据法学界通常认为,在处理推定与举证责任的关系上,必须遵循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即推定仅仅转移提供证据责任,不能转移说服责任和整个案件的举证责任,即"柴尔线",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科学性已得到实践确认。目前,我国《侵权行为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相关条款规定,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能够转移说服责任和举证责任,审判实践中亦依此作出不少错误判决。其理论上的深层原因是,我国主流证据法学理论并没有承认和引进举证责任分层理论,故一旦发生推定,则十分容易逾越"柴尔线",导致说服责任和举证责任的转移。因此,只有承认和引进举证责任分层理论,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上述错误。同时,要正确处理推定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当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时,要遵守举证责任优先的原则,因为举证责任是法定的。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无权根据自由裁量权设置举证责任条款并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故此,目前有必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所规定的事实推定作出严格的、科学的解释。     

香港特区立法权运行争议的法理分析

实践中,关于香港立法会的立法权,存在立法权限、政府法案修正案动议权及立法会监督附属立法等三方面的具体争议.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文中的“法律”、“法”等类用语含义并不明确,香港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明确.香港法院以法律保留原则处理个案,为行政立法权限划分提供指引性的标准.立法会议员动议法律草案的修正案,导致动用公币效果的法案修正案,实际是动议修正财政预算案,违反了财政分权的宪政原则.立法会废除《2010年郊野公园(指定)(综合)(修订)令》,废除权实为立法否决权,虽是监督授权立法,但违反了香港法律确定的立法权限分配和立法程序规则.     

企业的商法意义及“企业进入商法”的新趋势

目前,有些国家和地区已废弃了传统商法典,转而制定了企业法典,降低乃至废弃了"商人"和"商行为"在传统商法中的支配地位。新型商法体系冲击了传统商法的理论基础。在我国,部分商法学者注意到"商法企业法化"的现象,主张应在"企业"的基础上整合现有的商法规范和体系。然而,对于境外商法上的"企业",多数国内学者存在误解,主要是忽视了主体性企业和客体性企业之间的差异,从而未能准确把握"商法企业法化"的本质。我国现有商法未采用"商人"和"商行为"的概念,商法学术界却坚持将"商人"和"商行为"做为商法基础概念,这使得我国商法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不很明确。应该在厘清相关法律术语含义的前提下,采用"企业"或"主体性企业"以及对应的其他范畴,这样可以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商法模式。     

食品安全犯罪的对象研究

《刑法》中界定食品的概念应当以《食品安全法》为法律依据,两者在范围上应当保持一致。食品添加剂从食品功能拓展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食品原料。"食品安全"的内涵需要从"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以及"不造成任何形式的危害"三个方面加以认定,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就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有毒有害的食品"的认定应当以"毒害性"作为具体的判断标准,对象是否属于"非食品原料"不能作为否定罪名成立的消极条件。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公平性与效率性探讨

本文主要从公平性与效率性两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从总体上看表现为公平性不足,效率性较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提高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公平性与效率性提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基于模糊影响因素的台湾人口死亡率估计

本文基于1981--2010年台湾人口死亡率数据,对人口死亡率估计模型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发现：（1）1—100岁之间各年龄组别中心死亡率与时间因素存在显著负相关;45岁以后,时间对各年龄组别中心死亡率的影响程度形成“矿’字型。（2）不同年龄组和不同时间段之间过渡时所呈现的“亦此亦彼”性,即模糊性,对死亡率的影响在现有的死亡率估计模型中常被忽视。（3）死亡率的不确定性主要源自模糊不确定性,本文构建的死亡率模糊模型可以提高死亡率估计精度。     

陪审制的分权机制与证据法的发展

针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目前面临的“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之晋遍困境,本文探讨了西方国家陪审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到“分权是陪审制成长的基本条件”;详细探讨了我国“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的主要形态,指出没有实行分权是造成这种困窘局面的根源;讨论了正在兴起的河南人民陪审圆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主张我国应当建立以分权为首要特征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为此需要立法机关制定有关陪审团如何与法官分享裁判权的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定证据法和陪审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