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相萃取-气相色谱法提取全血中的外源性褪黑素

目的建立血样中褪黑素的固相萃取方法。方法采用OasisHLB固相萃取柱提取,GC/NPD定量检验,GC/MS定性检验。结果血样中褪黑素平均萃取回收率达80%以上,最低检出限0.02μg/mL,线性良好,相关系数R2=0.9978。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快速,提取回收率高,重现性好,提取物干净,可用于实际案件当中。     

试论诽谤罪的立法完善

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人民关注社会热点并加以评议的热情高涨,言论自由难以避免地出现言论过激现象,有的言论则影响了个别领导的＂政绩＂。诽谤罪由于立法的缺陷,成为公权介入的借口,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完善诽谤罪的立法,有利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行使,推进我国民主法治进程。     

"激活"人大预算审批权力——评承德政府预算两遭人大驳回

人大掌控政府预算审批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预防腐败、增进民众信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在人大代表人员组成、会议议期、议事规则、预算财政年度、初审程序、预算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制度缺陷,直接限制了人大监督作用的发挥。同时,人大代表缺少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也间接妨碍了人大审批权的实际实施。欲激活人大的预算审批权,应进一步推进财政信息公开、赋予代表对预算案的修正权、调整预算年度、强化预算初审,并逐步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德国在可再生能源促进方面形成了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可再生能源优先法》是德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法案。自2000年获得通过以来,经历数次修改,2009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修订案在法律体系、立法目的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调整。德国可再生能源促进法律具有重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法律主体权利义务明确、注重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三个特征,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激发活力推动发展协调关系促进和谐——廊坊市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统战"的探索与思考

近年来,廊坊市各级党委、政府和统战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优势和作用,激发社会活力,努力构建"和谐统战",使统一战线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的主力军,为廊坊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中国崛起的思考

中国正在崛起,其崛起的模式不同于其他国家,是和平的,并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这是由现实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文化理念决定的.中国的崛起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国内问题的挑战."中国威胁论"将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因此应加强与世界各国沟通,增信释疑.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的一部分.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视角

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终极目标,成熟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与民主的权威政治国家构成了一种良性的平衡力量,使社会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释放各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也有一种很好的自我调节功能,通过这种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有效地协调由于政治国家权威的退出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对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公职否定原则在司法职务犯罪中的运用

在我国刑法中 ,对司法职务犯罪人的公职没有在刑法上予以否定 ,导致我国有些犯罪人在主刑执行完毕后 ,依然可以重新走上公职的岗位。这不仅不利于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腐败。笔者建议 ,在司法职务犯罪中运用公职否定原则 ,以完善我国的刑法 ,更好地实现我国刑罚的目的。     

论电子证据的独立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的起草过程中,电子证据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在立足于电子证据与我国传统证据形式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电子证据地位的各种学说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提出立法上的建议,以期确定电子证据的独立证据地位,同时也希望借此文与关心电子证据立法工作的广大同仁交流意见,互相学习,促进我国民事证据立法工作的顺利、健康发展。     

The Role of Forensic Anthropology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Daegu Subway Disaster (2003, Korea)*

Abstract: Meticulous recovery of victims in the Daegu subway disaster was possible, because charred and fragmented victims were left in situ. Because bodies were piled one over another within the train, appropriate methodology during the recovery was critical to identifying the victims. The disaster area was thoroughly documented with notes, photographs, and schematic drawings of the various locations. The recovery team, comprising two medical examiners and one forensic anthropologist, decided when charred body parts and cremated bones were linked to the same individual based on the anatomy and forensic anthropological examination. Without these recovery procedures,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to efficiently harvest representative DNA sample from most of the victims’ body parts. After the entir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136 victims were positively identified, and six victims remained unidentified.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crucial role of forensic anthropologists in the recovery of victims, especially in fire sce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