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从产生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1]在这过程中,各地司法机关始终从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高度,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探索并建立了一系列独特的工作机制,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现了我国少年司法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和"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促使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使这些创新工作机制最终确立了下来,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国外知名金融专业硕士项目的特色研究

调研了全球排名前50名代表性高校中金融专业硕士项目，分析了其培养模式的特色，通过比较找出了我国高校金融专硕培养的差距和问题，进而对我国金融专业硕士培养模式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建议。     

警察手枪教学与训练中的安全意识培养

在手枪教学过程中,存在较为普遍的用枪安全的问题,以基本训练数据的分析为基础,不断深化对手枪教育过程中安全意识的培养成为必须。目前,应立足现有的教学条件,通过不断加强教官和学员对手枪安全知识的认识与理解,强化手枪教学过程中安全防范各项措施的落实,提高警察手枪教学与训练中的安全系数。     

刑事和解与正义之恢复

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西方最新的刑罚价值理念——恢复正义理论,也契合了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有实行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挑战与机遇

引言 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困境在于，虽然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改的重要性，但对于其内容和方式缺乏基本共识。本文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实践说明了政治改革的三个方向：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     

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保险法》第43条之解读

如何规制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法律效果至关重要,《保险法》经过2009年之修订已有所进步。然而,《保险法》第43条之体系解释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检讨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道德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从严认定,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立法也应当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完善。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黔东南苗侗民族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黔东南苗侗民族文化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育人资源,黔东南地方院校团委利用苗侗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以共青团组织活动为载体,将苗侗文化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实现民族地方院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这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实现民族地方院校教育特色,都有着重要意义。     

“人格物”是一个伪命题吗?——基于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分析

"人格物"是一个在对人格权保护的讨论中所衍生出的新兴的概念,其特点表现在一般的物品上附着了当事人的情感利益,对于特定当事人来说物品具有了一定的人格化倾向。行为法律经济学是西方法经济学研究中所发展出的新的分支,其强调在分析法律问题时应该使用心理学、脑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架构,以新的视角发现和探索法律问题的根源。在使用行为法律经济学方法对人格物进行分析后,人格物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于物品的价值无法判断,所以其很难作为一个完善的概念纳入人格权保护的体系之中。因此,在具体涉及到人格物的案件中,应该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