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新型工业化进程基本评价与新时期战略选择

文章用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指标对福建工业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得出福建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的结论;并从工业竞争力、科技含量、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三个维度,考量福建区域新型工业化程度,做出了与工业化进程相比,福建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更高一些的判断,最后对福建“十一五”新型工业化战略任务与总体目标及发展对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习惯法的刑事司法适用：举证与审查

习惯法之刑事实体机能的挖掘,最终是为其进入刑事司法操作开辟道路。本文的理论意图在于,对习惯法在刑事司法操作中可能面临的具体难题予以探讨。文章着重分析了习惯法的举证与审查问题。对前一问题而言,文章首先剖析了习惯法作为“事实”的性格,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待证对象的地位。其次,文章结合习惯法在整体犯罪论结构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分而治之地探讨了其举证责任的分配机理。就后一问题而言,文章主要从审查的必要、内容、标准等几个侧面入手,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突出了民事上“公序良俗”原则之于习惯法刑事司法审查的重要意义。     

从文化消费看大学生价值取向教育

文化消费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过程。当前,大学生在文化消费方面存在着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当前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现状,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具有如下特点:自我意识渐强、多元取向日益明显、功利取向愈益突出、政治取向明显弱化等。只有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并同时给予必要的消费文化生活指导,才是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实现形式有: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德治与人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德治才是真正的德治。人民是“治国”的主体,要以德治国,就必须以德“育”民,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官员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之一,以德治国,必须重视以德育官,以增强理论功力、实践能力、人格魅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以法治国,以德固基。     

我国法官制度变革思路之检讨

实现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法官制度改革尚存在一定不足 ,如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法官等级化思维模式及外延性改革思路不利于建设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等。今后法官制度变革应该走出传统的思维模式 ,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     

公共政策视域中的判例制作

可将判例看作公共政策,而非只是单纯的、遵循法律条文的司法判决(适用法律条文的活动);判例制作像公共政策制定一样要关注身处其中的社会,要考虑外部性,顾及社会影响,而不能只讲求法律性;公共政策视域中判例制作的方法很多,可考虑借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     

前科株连效应的刑法学思考

前科株连效应是指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导致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规范性的株连评价，进而导致特定的权利遭到限制、特定的资格遭到剥夺的情况。此种规范性评价立足于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将本应由犯罪人独立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从法律层面上延伸到了犯罪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前科株连制度，不仅对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障碍，而且客观上严重破坏着犯罪人的家庭关系，促使犯罪人及其近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走向社会的对立面，成为可能再次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群体。     

人民调解与我国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的比较研究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与我国台湾地区的乡镇市调解制度同为现代国家依法建立的民间性调解制度,可纳入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范围。二者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相近的制度、程序设计,显示出许多与西方国家调解不同的特征和理念,同时又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功能、构成和运作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比较这两种制度,有利于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同时,二者都需要适应当代社会纠纷解决和治理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完善,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和程序形成衔接与互补,共同构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反腐败法律体系上的不足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将腐败行为定为国际犯罪的同时,还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全球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准则。《公约》所确立的反腐败机制是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的体现。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我国法律与《公约》的接轨问题,笔者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思想

斯大林在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特点的同时,反对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倾思想,即反对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速度上的“左”倾思想,反对关于中国建立苏维埃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反对关于否定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必要性的“左”倾思想。他还就中国社会的改造、进步与发展提出了一些重要认识,如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建立这个政权有利于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