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组织在我国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困境及其解救

社区自组织应当具有自治性,但在我国目前的社区管理中,社区自组织却遭遇到某些困境,如:社会背景困境———社会过度组织化与居民生活弱组织化的悖论;身份性质困境———社区自组织性质的自治性与行政化的博弈;生长能力困境———社区自组织生长严重不足。要使社区内大量自治性组织走出“被组织”的生存困境,成为真正代表广大居民自治意愿的社区“自组织”,我国现行的社区管理战略与具体的管理方式就必须做出新的调整和安排。     

文化负载词的汉法翻译研究:以《西游记》三个法译本为例

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为代表的文化发展新风向给译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翻译好文化负载词正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步。我国古典四大名著是凝聚和展现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文本。其中,《西游记》的法语译本研究至今无人问津。本文将以《西游记》三部法语译本为例,通过比较和分析作品中的典型案例,讨论和总结文化负载词的汉法翻译带来的经验和启示。     

法语冠词之定义质疑与运用辨析

居斯塔夫·纪夭姆在20世纪初就对冠词进行了专门著述,厚厚的一本书仅围绕冠词一种展开,说明冠词的使用并不简单.汉语没有冠词这一词类,如果初学法语的人觉得法语冠词难以掌握,这还可以理解,然而,专门从事法语教学人员或者翻译工作者,他们遇到冠词也常会犯难.冠词起什么作用?在翻译活动中,法文的冠词对应于中文的什么词呢?它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调查及对策

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已经引起社会和高校广泛注意。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是高职院校完成补偿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改变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是学生发展自己,超越自己的需要。职业规划的教育与指导要贯穿大学教育的全过程。要针对不同的年级,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各有侧重,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职业指导体系。     

论公安网上作战机制的构建

随着“金盾工程”的全面实施,警务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及构建网上作战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公安信息化建设的努力方向。     

隔代探望权的法律分析--对我国《婚姻法》第38条的思考

应用文义解释、扩张解释、目的解释和比较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在我国《婚姻法》第38条文义“可预测的可能性”范围内,对第38条探望权人的范围应当得出赋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权的合理而妥当的解释。     

船舶互有过失碰撞所致油污损害的责任主体

本文通过对一具体油轮碰撞案例分析 ,对造成海域污染是否应由碰撞两船的所有人对油污损害直接承担连带责任 ;以及污染环境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否应排斥过错责任则适用及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我国侵权行为责任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讨论。     

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

在21世纪初,作为培养高级人才主要机构的高等学校将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怎样挑战。本文从知识经济的人才需求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教学组织改变、学校体制和教学方式等方面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权力围猎场:腐败关系网络是如何搭建的——基于动机理论的行贿路径与腐败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腐败现象却趋向复杂化、隐蔽化和网络化,案件审理取证难,腐败治理面临新的瓶颈。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官员忏悔录的整理,围绕权力围猎场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在权力围猎过程中,行贿者通过关系网络更容易实现对公共权力官员的围猎;在人情文化下,腐败双方的特殊利益互动过程是腐败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且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可实现关系网络内信任扩散、信任共享。腐败的治理,需要监管"规避检查的权力",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化"与"行受贿"的法律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