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应对乡村重大事件影响因素探析--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乡土社会步入了高风险阶段。面对自然或人为引起的乡村重大事件，作为掌舵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其应对成效如何、受制于哪些因素，相关问题需要做深入探讨。实证研究表明，在处置乡村重大事件过程中，基层干部个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禀赋乃至个性特征直接影响着应对成效；同时，乡土环境、制度环境对基层干部的应对成效也有着较大影响。     

哈特与德沃金法理学中的维特根斯坦

在意义与真理的问题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是批判指涉主义与逻辑完美主义的。在法理学探讨中,德沃金援引维特根斯坦,是因为德沃金在根本上认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与此相对,哈特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援引,仅仅是对其著作中某些孤立语篇的认同,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误解。哈特引用他们,只是借助他们来指出无形的规则是存在着的,哈特本人采取外在视角的方法来对规则进行客观中立的描述,显然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是水火不容、尖锐对立的。     

哈特“开放结构说”的立法反思与现实回应——以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为例的分析

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传统法学理论开始审视语言学的内在功用。哈特将立法和司法难题的成因归结于语言的"开放结构"。然而,哈特"开放结构说"的提出丝毫无助于解决现实中的立法难题,甚至将立法者推向了一种规范化与无序化的两难境地。在此情况下,立法者所欲想的、将立法语言的开放性弊端融身于司法之中的构想,却导致了司法权的不堪重负。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规则的模糊化改变了司法与社群之间的关联媒介,并弱化了传统法治中的明确性力量,从而导致立法与司法的制度性危机。为了降低立法语言运用与法治资源配置之间的紧张矛盾,立法者应当将立法评估纳入到立法方案的选择中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社会培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法治文化的培育,在构建法治之"形"的同时培育法治之"神"。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法治的精神内核,强调法律制度的人文价值,强调社会秩序的制度建构,强调社会道德的最低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特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征。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克服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夯实文化根基,突出本土特色,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论南梁精神的形成、特征及时代价值

南梁精神是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共革命史和革命精神史的角度出发,梳理南梁精神的形成背景,阐述在党的革命精神的发展脉络中,南梁精神对之前革命精神的传承与超越,以及对党革命精神基本要素的丰富与创新,旨在凸显南梁精神的独特性,论证其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中的承前启后作用及时代价值。紧紧围绕南梁精神本身,通过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有助于在中共革命精神谱系中深化对南梁精神内涵、特征和时代价值的认识。     

“580”情绪转化站的创业机制研究

着眼于转变大学生的培养模式、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增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省级创业训练项目"580情绪转化站"以自主研发的www.qxzhz580.icoc.cn网站为创业平台,在对客户负性情绪在线调查后提供咨询、倾诉、疏泄、转化等系列在线问诊的专业服务,最终将客户的负性情绪转化成正能量,提高客户的幸福指数,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成功实现创业计划。     

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中央银行角色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屡屡受到挑战与质疑。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与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才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力工具。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践中,首要问题是明确监管主体。目前,尽管中央银行在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实践中的政策地位不尽相同,但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概括为决策者、主导者和参与者三种模式,且各具优缺点。本文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性视角出发,通过两种政策的辩证关系分析和国际经验借鉴,探讨了中国人民银行以主导者角色参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可行性及面临的困难。     

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案例分析

审判实践中,我国各海事法院、一审和二审法院就海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何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针对这一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对比分析我国不同法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操作原则,提出将"受诉法院所在地"理解为实际审判法院或法庭所在地,根据赔偿权利人的诉求让赔偿权利人对其主张负"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举证责任,以期对这一问题在全国法院得到适用上的统一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