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权威日渐弱化、"乡政村治"造成权力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社会协同管理意识薄弱等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美国无救助义务规则的修正

无救助义务是美国传统侵权法上的一项重要规则。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精细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容易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如果还任由人们对他人的困境无动于衷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加之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越来越小,故美国选择了一条侵权过失责任的改良道路,主张不作为不应该成为被告承担过失责任的障碍。而美国的司法判例和立法经验也告诉我们,一般无救助义务规则正经受两方面的侵蚀:一是扩大特殊救助义务的范围;二是通过制定法律承认一般救助义务。     

浅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如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效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等等。在社会转型与政府机构改革交织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巩固改革成果,从而顺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公共空间的争夺——欧洲穆斯林社群与当地主流社群冲突的再解读

近年来在欧洲不断发生的穆斯林社群与欧洲本土主流社群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双方对公共空间的争夺战,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的归属。这种争夺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痛苦的历史记忆与负面的现实认知的双重发酵形成缺乏信任的社会观念结构;其次,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与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存在的冲突使公共政策不能很好地平衡双方利益;最后,欧洲公民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还应该融合文化与价值理念,而欧洲穆斯林的这种双重身份并没有得到欧洲主流群体足够的理解和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应立足于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分配、对公共政策失衡的审视及对公民身份的重新定义和建构,这也是欧洲主流群体与欧洲穆斯林群体和解和合作的关键。     

党校机关党建工作要为干部教育保驾护航——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机关党建工作的调查报告

党校机关党建工作是党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党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改革发展的重要思想保障。通过对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机关党委近年来开展党建工作的实践调查,党校机关党建工作意义重大,加强党校建设,首先必须加强党校机关党建工作,不断推动党校机关党建工作的观念创新、方法创新、载体创新和机制创新,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为党校改革发展保驾护航。     

美国的商业银行管制给我们的启示

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该往何处去,对商业银行如何监管,这是摆在金融改革面前最严峻的问题,未来的商业银行可能成为城市的银行、利益集团的银行、富人的银行。如果真的这样会在中国金融业推出许多新东西,这更需要国家进行更严格的适度的监管,美国的银行监管体制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和调整,他们的经验对我们仍然是很好的启示。     

近期东盟的合作与发展

近两年来,东盟是亚太地区的热点之一,从内部外部双管齐下,扩大各方、各领域合作。东盟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顺利,有关国家与东盟间各种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与实施逐步展开。首届东亚峰会举行,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步入机制化阶段。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东     

从矛盾到共生：论智能化时代劳动教育资源的科技化向度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了人类的劳动认知与劳动形式,数字化技术、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劳动教育带来巨大冲击,表现为劳动中人类主体性价值被弱化、劳动的教育性被淡化、劳动教育的时空泛在化。究其根本是因为劳动教育资源开发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首先,劳动教育资源认知的滞后导致劳动教育开展的局限性;其次,劳动教育传统资源开发手段使得劳动教育技术落后;最后,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的内容处于“象牙塔”中,致使劳动教育与社会脱节。要将智能化时代带来的“危”转化为劳动教育发展的“机”,需聚焦劳动教育资源开发的科技化,更新概念认知、跳出惯性思维,善用大数据等方式促使劳动教育与智能技术和谐共生。     

挑战民事主体二元结构的帝王之位

民事主体制度的历史演变在形式上主要经历了由家族到个人再到自然人与法人并存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市场主体.民事主体的传统判断标准也受到新标准的冲击.民事主体二元结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合伙在内的第三类民事主体的形成与发展适应了现实生活的需要,民法典应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及研究传统

库恩有关科学发展的理论分为五个阶段:前范式阶段;范式的出现;范式完全被接受为“常规科学”;式中出现反常、例外,研究兴趣的下降;范式的瓦解,向新的范式转向。当一个范式瓦解,新的范式又会开始同样的循环过程。借助库恩的科学的发展理论来理解跨文化传播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跨文化传播学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到七八十年代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上述科学发展的前几个阶段。要使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原则规律具有普遍性,从而达到成熟科学的第四阶段似乎目前还很难。当前在中国大陆逐渐发展起来的跨文化新闻传播正遵循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的三种研究传统: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和公平三种研究传统。但跨文化新闻传播要达到成熟科学的第三阶段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作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