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科学文化思想

科学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发展上,同时表现在社会的组织管理、运作关系及机制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面、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文化思想。江泽民的科学文化思想包括科学文化的内涵、科学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科学文化的内容结构以及如何对待世界科学文化成果和科学文化的建设等。     

关于法治社会警察权的几点思考

警察权作为一种国家必不可少的特殊权力,其配置、运作状况必然反映该国的法治文明水平。从法治领域着手,以警察权概念界定作为逻辑起点,分析警察权的特征,从应然与实然两个对立层面对警察权的双重来源及冲突进行了探讨,在自由与秩序两个不同价值层面上对警察权的双重目的及冲突进行阐释,并在事实与价值两个不同的要求层面上对警察权提出了双重限制。     

新型毒品“K“粉的蔓延原因及遏制对策

新型毒品“K”粉的发展蔓延不仅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同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破坏了社会稳定,遏制新型毒品的蔓延刻不容缓。当前,吸食“K”粉案件不断蔓延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其特点是以群体吸食为主、低龄化趋势明显、无正当职业居多、隐蔽性强和“K”粉来源地较复杂等。遏制“K”粉蔓延必须完善禁毒工作的法律法规,为打击吸贩新型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法律保障; 在堵源截流、坚决铲除娱乐场所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加强禁毒宣传力度和禁毒队伍建设。     

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及其表达产物的生物学活性

采用巢式PCR方法克隆了牛18ku-bFGF基因完整的编码序列,并构建了原核表达载体pET-28a-bFGF,将其转化大肠杆菌BL21,在25℃低温条件下,用0.5 mmol/L IPTG诱导表达5 h,用Ni-NTA亲和纯化细胞裂解上清液,经Western-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在特定的诱导条件下,重组牛bFGF基因在大肠杆菌中获得了表达,并且主要以可溶性状态存在于细胞中。经检测,纯化后的重组蛋白能显著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P<0.05),其活性与商品用重组人18ku-bFGF没有差异(P>0.05)。表明,所获得的可溶性重组牛18ku-bFGF蛋白具有较高的生物学活性,可用于后续研究工作。     

医学影像检查之诸民事法律问题初探

医学技术的进步已深刻影响着整个医疗活动。作为重要的医疗检查、诊断手段,医学影像检查在医疗活动中所起作用日益重要。然而,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医学影像检查仪器的性能、影像科室医、技师的技术诊断水平以及就诊者本身生理病理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医学影像检查结果的客观准确性。在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因医学影像检查引起的民事纠纷逐年增多而法学界少有结合医学影像学知识作探讨文章,笔者结合医学影像学知识与民法理论,初步探讨了医疗机构间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认、错误出生案件等医学影像检查行为所涉民事法律问题。     

试论我国司法鉴定人的民事责任及其完善

本文阐述了鉴定人的涵义和世界主要国家鉴定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不同模式，分析了我国鉴定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最后结合我国在鉴定人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鉴定人制度的一些建议。     

关于“以人为本”若干问题的商榷

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颇多,对其中不准确的理解必须澄清。以人为本提法汲取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但它们在价值取向、“民”或“人”的范围、人的地位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以人为本是批判吸收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产物,二者在思想内涵、性质、人的概念、人的地位等方面存在区别;将“以社会为本”放在以人为本之上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道德伦理和现实也存在误导的风险。以人为本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做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举。     

盐谷温论《红楼梦》——兼议鲁迅“抄袭”盐谷温之公案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陈源所谓"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说法,曾在学界引起公愤.然义愤代替不了科学研究.时至今日,我们既不可轻信鲁迅"抄袭"之言,也不可抹杀盐谷温的红学观及其<中国小说史略>的巨大贡献,以及他对鲁迅乃至80年以来中国小说研究的深刻影响.由此公案,更能获得有关学术规范的深刻教训.     

增强执政能力与提高参政水平的互动关系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中共的执政能力不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也不会强;反之,如果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不强,中共的执政能力也不会强。当中共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时,如何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也成为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权力的扩张——几类WTO争端解决机构管辖的特殊事项

WTO自成立至今,其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对其成功运转无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对于WTO成员方来说,不是所有的国际经贸纠纷都适宜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但由于DSU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授权不明确,导致后者不得不对几类特殊事项行使管辖权。这些特殊事项包括:所涉争议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案件;适用法律不可裁决的案件;涉及“机构平衡”问题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