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围绕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举措,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历史定位、显著优势、完善路径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提升了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价值,突出了社会公平的政...     

论环境责任保险对侵权法之影响

侵权法的局限性催生了环境责任保险,而传统侵权理论对环境责任保险正当性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它阻碍了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事实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把环境民事责任与合同契约责任有机联系起来,弥补了侵权行为法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局限性,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仅不违反道德规范,不会导致个人责任没落,反而突破了传统侵权理论的桎梏,强化了侵权法的补偿功能,促进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有助于近代侵权法向现代侵权法过渡,对侵权行为法具有积极影响.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然而却未对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诉讼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无论是从实然还是从应然角度而言,均应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以辩护人的地位,从而更好地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追寻非政府组织实践的伦理维度

非政府组织的实践具有典型的伦理特征.基于志愿精神的行动肩负着组织发展、社群德性建构和文化创造的三重价值负载使非政府组织的实践呈现出多元伦理面向和多层面道德内涵.在现代社会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工具理性支配下,管理思维过度侵入非政府组织理念,形式化道德准则扦格日常道德生活,文化适应的困难导致本土融入受限,构成了非政府组织实践中...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研究综述

教学改革滞后,教学模式开发不彻底,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二是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把职业能力培养和岗位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三是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我们应更多地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摸索出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     

口语交际策略及其语用学探析

口语交际策略是保证口语交际活动取得成功的对策和谋略。运用语用学的相关原理,对口语交际的观察策略、倾听策略、表达策略、反馈策略、调控策略进行深入地探析,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策略,有效地提高口语交际的策略水平。     

广西农村居民科普的现状及对策--来自2003年广西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科普体系不健全,文化水平偏低,广西农村居民的科学素养不高,科普教育形势较为严峻。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广西农村居民的科学素养,为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后疫情时代共享用工的可持续发展及法律规制

共享用工是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跨界自救之举,但因我国人力资源供求的不平衡、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及劳动态度转变、共享用工第三方平台的崛起等原因,其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共享用工实现了输出方企业劳动力闲置与输入方企业用工荒的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及使用效率,但也存在着界定及表现形式不确定、法律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同时劳动者、劳动力输出方、输入方甚至第三方亦面临潜在法律风险。因此,要促进共享用工的规范化发展,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双管齐下,完善其制度建设,并建立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共享用工平台在内的一体化规制体系。     

结构性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模型与实证

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通过经济结构变动、调整和优化,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充分促进劳动力流动,让低效率部门劳动力充分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理论上两部门结构性效率差异模型分析了高效率部门和低效率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对于激发劳动者积极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1978-2017年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等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各自对于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在各种结构性变动因素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中,按照大小顺序依次是城市化、区域经济适度均衡并允许有条件区域加快发展、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因此,要通过有效促进城镇化、发达区域经济适度领先发展、市场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