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南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工具化与结合的趋势

自2004年以来,泰南分离主义所引发的冲突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且迄今10年仍未停息。对10年来泰南冲突性质的研判是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认为,泰南分离主义运动存在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工具化利用的现实,并呈现出朝宗教极端运动演变的趋势。这在反叛运动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袭击方式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体现。     

论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限

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不仅包括国防和外交事务 ,也包括自治范围内的有关事务。中央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 ,保留对自治范围内事务的监督权。保持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适当张力 ,有助于“一国两制”的长久实现。     

法制新闻中的呼应性报道分析

呼应性报道是近年来法制新闻颇有成效的一种创新。它可以按内容、体裁、报道时间分成各种类型。它的意义和作用主要在于:增强法律威信,树立良好形象;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素质;增强震慑力,预防违法犯罪;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制信心。搞好呼应性报道应注意呼应及时,恰当,重点突出,采编结合,争取司法机关的支持与配合。     

陪审制的理性与理性的陪审制——为人民陪审制辩护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具有强大的民主功能,但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制遭遇了极大困境,因而我们必须在制度上完善它。     

明知与刑事推定

对于明知,通常应在行为人具有这种认识的情况下,司法上去认定该明知是否存在,而不是在行为人缺乏认识时,司法上推定其存在明知。主观上的认识因素,存在"确知"(肯定知道)和"确实不知"两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认识程度的由强到弱,还分别存在"实知"(事实上知道)、"或知"(可能知道)、"应知"(应当知道)3种类型。这些认识因素,绝大多数与推定无关。在司法解释中,大量使用"应当知道"一词,但其中多数属于行为人"实知"的范畴,基本不涉及刑事推定问题。今后,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可以把"明知"解释为确知或者实知。只有在个别明显属于推定的场合,保留"应当知道"的表述。对明知进行分级,将其内涵进一步细化,充分考虑了刑事证明责任的负担问题,也有助于司法解释的精确化,其意义不可低估。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累犯加重犯"之研究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了累犯加重处罚原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侵犯了立法权,应该取消;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立法化有我国宪法的依据;通过对法定刑的限度以及数额犯的反思,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累犯加重处罚原则。     

全球化时代的司法主权及其行使——从“阿克毛死刑案”说起

英国人阿克毛因携带巨额毒品被判死刑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反应。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和法律学角度，诠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互不理解造成的冲突。笔者认为国内对此事的反应是建立在过时的绝对主权论之上，阿克毛被判处何种刑罚是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关心阿克毛的生死是英国人的主权。笔者同时提出国内刑罚执行体制上的缺陷：赦免制度缺失，建议尽快将赦免法列入立法规划。     

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忠诚教育问题初探

忠诚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加强领导干部忠诚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忠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教育,是为了解决领导干部＂为谁干＂和＂靠得住＂的问题;忠诚教育也是一种情感教育,即领导干部对于组织和事业的忠诚度教育。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忠诚的党员领导干部。     

论对服刑人员的挫折教育

服刑人员在关押过程中极易产生有别于普通人群的挫折心理，不仅危害其身心健康，更容易导致监狱化人格，加剧了其再社会化的难度、削弱了教育矫正的效果。监狱及社会应关注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保证刑罚惩罚性的前提下，改善对服刑人员的处遇方式，积极探索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和心理矫治模式，转交教育观念，提高服刑人员的抗挫折能力，培养服刑人员的健全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