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它取决于语言运用带来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语言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由使用语言的人数决定,又受到社会开放度与自由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学习语言天赋和所学语言与母语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语言的理性选择理论证明了语言演进过程中的最小有效规模特征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尔曼是公认的这一理论的权威人物。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将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     

和谐社会理念中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之一,是社会不和谐的特有反映。考察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和社会关注程度,以“三农”问题为核心的现代农民或农村问题仍然是主导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方面,另外,就业、金融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也经常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处置群体性事件,应重新确立决策观念,理性理解事件的引发原因,并注意处置中原则的刚性和方法的柔性的有机结合。     

解决两性问题的途径--"对话"通达两性和谐

霸权的文化传统和刻板的角色规范,在贬抑女人的同时,也使男人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为改变不合理的价值规范和社会偏见,男女两性都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向传统的价值社会发起了强有力的抗争,但事实一再地说明,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无法建构一个符合两性愿望的社会构架。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相信“凡真实的人生都是相遇的”,认为男女两性若要实现相互的和谐,最佳途径是选择对话,通过对话实现两者本位属性的回归。两性问题应由两性共同解决,对话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试论执政党社会沟通机制的内涵与基本功能

执政党的社会沟通机制是由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信息、沟通协商四大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沟通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它可以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应变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科学决策能力,提升执政党的政治社会化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能力,提高执政党的社会控制能力。     

日据前期在台湾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

日据时期,台湾岛内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构成了殖民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我们忽视。日本占据台湾后,大量日本工商业者,上至御用商人,下至小商人随即来到台湾寻求经济利益。一方面,殖民当局赋予他们特权和便利,使得他们能迅速占有和攫取台湾重要的资源——黄金和樟脑;另一方面,和垄断资本不同,他们的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到殖民当局政策的影响。     

实践、时代和历史主动性——《江泽民文选》所展示的理性品格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贯穿《江泽民文选》的活的灵魂。理解《江泽民文选》,应透彻领悟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范畴:实践,这是理论的生命之基;时代,这是理论的创新之源;历史主动性,这是理论智慧的无尽动力。     

行政执法监督体制的制度分析

从制度安排上说,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体制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层级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但这些制度安排还存在不足之处,监督乏力。完善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体制可考虑三种制度安排,即完善权力机关的监督,整合监督体系和改进司法监督。     

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区域间的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利益驱动下的战略选择。环渤海地区在工业化利益、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化利益等方面存在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和条件。同时,这一地区也面临着高新技术产业离散型发展、外部高端市场利用不足、体制创新缓慢,以及产业结构趋同等制约因素。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推动区域产业分工和协作,实现共同发展,是“十一五”期间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治安处罚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裁量权的范围、方式与程度,从而也引发了关于这种扩张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与监督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行政裁量权价值的理性考量,在对比新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来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督促这种权力始终运行在维护公民权益的最终价值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