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然而却未对侦查阶段的律师的诉讼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无论是从实然还是从应然角度而言,均应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以辩护人的地位,从而更好地保障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口语交际策略及其语用学探析

口语交际策略是保证口语交际活动取得成功的对策和谋略。运用语用学的相关原理,对口语交际的观察策略、倾听策略、表达策略、反馈策略、调控策略进行深入地探析,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策略,有效地提高口语交际的策略水平。     

广西农村居民科普的现状及对策--来自2003年广西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科普体系不健全,文化水平偏低,广西农村居民的科学素养不高,科普教育形势较为严峻。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广西农村居民的科学素养,为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围绕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出一系列新理念和新举措,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成逻辑、科学内涵、历史定位、显著优势、完善路径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提升了协商民主的实践价值,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价值,突出了社会公平的政...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研究综述

教学改革滞后,教学模式开发不彻底,已经成为当前阻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二是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要把职业能力培养和岗位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三是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我们应更多地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摸索出适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     

论我国在遗传资源保护国际谈判中的立场和对策

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特别是其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一直以来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关注.旨在探讨为了保护和持续利用遗传资源,我国在有关的国际谈判中对有关问题应采取的立场和对策.     

打破政策“黑箱”的制度设计——基于广州政策兑现实践的研究

如何打破政策“黑箱”是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广州市政策兑现改革实践为例,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打开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策“黑箱”。研究发现,虽然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但是通过统筹政策制定和政策落地两端、主观要素客观化、模糊标准明确化、重塑政府流程等,能够形成确定的决策环境,控制非理性因素,约束自由裁量权,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而可以从源头消除政策“黑箱”的形成土壤。广州市政府政策兑现改革过程中,通过“输入—转化—输出”的制度框架设计,形成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结果与评估的政策闭环,并对政策兑现的相关责任单位、流程和时限都进行了严格把控,进而实现对政策“黑箱”内部决策要素的控制。从政策“黑箱”本身入手,破解政策“黑箱”难题,实现政策的阳光承诺和给付,最终形成极具特色和借鉴意义的广州模式。     

后疫情时代共享用工的可持续发展及法律规制

共享用工是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跨界自救之举,但因我国人力资源供求的不平衡、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及劳动态度转变、共享用工第三方平台的崛起等原因,其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共享用工实现了输出方企业劳动力闲置与输入方企业用工荒的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及使用效率,但也存在着界定及表现形式不确定、法律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同时劳动者、劳动力输出方、输入方甚至第三方亦面临潜在法律风险。因此,要促进共享用工的规范化发展,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双管齐下,完善其制度建设,并建立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共享用工平台在内的一体化规制体系。     

论诉讼证据种类的划分

证据形式问题属证据法的基础问题。从法律上看,《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构成了我国的证据种类体系。证据种类的划分是证据发挥其证明作用的前提,也是世界各国证据理论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证据体系,一方面使证据种类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审判的进行。     

我国近代以前是否存在过判例法传统

近年来,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学者和法律实务部门人士呼吁借此机会建立我国的判例法制度。虽然,当前学理上有关判例法的研究日渐深入,但是有关学术方面的探讨却存在很多问题。从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上来说,我国近代以前不存在判例法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