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全球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新加坡政府以"竞争、分权、回应性和效率"为目标对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革新,在改革公立医院收费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了公立医院集团化和公司化改革,创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医疗服务体制。审视新加坡公立医院改革的历程,以竞争为导向重构医疗服务组织体系、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增强医疗服务的回应性、以分权为导向增加公立医院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导向推行公立医院集团化改革的经验对于推进我国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Strategy for Fiscal Survival? Analysis of local extra-budgetary financ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80s,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collect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venue outside the budgetary system. Fiscal shortage is commonly cited as the main reason for local extra-budgetary finance. However, a panel data analysis on provincial extra-budgetary practices reveals a different stor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xtra-budgetary finance exists in China not as a strategy for local fiscal survival, but rather because local bureaucracies can conveniently exploit their administrative power to extract revenue from the local economy, and that extra-budgetary exactions fall disproportionately on peasants. Despite the constant call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reform and regulate the extra-budgetary system, the centrally issued administrative directives have little impact on local practices.     

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探析——以体系解释为视角

我国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相关规定的文字表述亦不一致,以致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为统一司法,应以《物权法》、《国家赔偿法》、《房屋登记办法》等相关规定为参照,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确立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

对暴力的看法、评价、运用的矛盾性是世界各大宗教所固有的特征,宗教与冲突不具有因果关联性。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宗教冲突都是打着宗教旗号,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西方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较量,而且两者具有互动特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国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反恐和反霸同时并举,才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与中亚加强核能源合作的地缘优势

随着核电在国际能源结构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世界各国都制定了宏伟的核电发展规划,而铀则是发展核电的基础。据中国2006年制定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核电装机容量在2020年将达到400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度,那么天然铀的年消费量将达到7000多吨。相比2020年的未来需求,中国核电建设所需铀总量的30％以上要靠进口,     

高校体育教学评价的改革与思考

体育教学评价是学校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体育教学评价中存在诸多问题,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探讨与研究体育教学评价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十分重要。     

合资企业党组织如何开展党建工作——以中波轮船股份公司为例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合资企业作为新经济组织的重要形式,由于其在各方面的特殊性,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形势下,合资企业党组织如何开展党建工作,值得深入研究,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财政支农资金注入方式研究

财政支农资金是农村资金的重要来源。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里,我国财政对农村的投入显然不够,近年来有所改善,但财政资金注入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其使用效益低下,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研究财政资金注入方式,改革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行政诉讼法》的“变革”与“踟蹰”

我国行政审判面临的现实困境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现实背景和动因.本次修法大体遵循了经验主义为主、制度设计为辅的路径,靶标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对相应的制度进行了修正或者增补,并且注重与外部救济制度的协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解释力.然而,立法理念和路径选择的偏好决定了本次修法仍显保守与踟蹰:宏观上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乏力,微观上部分制度存在空白或者仍有缺陷,欲达致“理想的行政诉讼法”尚需要更深刻的变革.     

程序性救济的制度模式及改造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参与人有权针对公权力机关的诉讼违法行为提出救济请求,并将检察机关确立为救济的处理机关,构建审前阶段以检察机关为中心的程序性救济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执行效力、角色分化、审查方式和证明机制等方面均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能否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令人怀疑。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程序性救济的制度设计应当契合人权保障的时代要求,从监督型救济模式向司法型救济模式转变,使权力监督与权利救济相得益彰而不互相侵扰。司法型救济模式以救济效力的回归和审查方式的诉讼化为核心特征,通过内设部门的调整和证明机制的填补,来分散可能存在的角色偏倚和效率滞后的制度风险,进而助益于程序性权利的彻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