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治理目标的辨析与重构

由于上市传统公司治理目标遭遇了可持续发展难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负面问题。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上市公司在追求股东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充分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但其却未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现路径。上市公司治理目标的重构要基于可持续发展,在其治理政策中实现营利与社会责任的协调,而营利与社会责任目标的协调要依靠法律与市场机制、公司自身的共同作用。这也将导致公司治理模式不再固定化。     

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法完善

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危害性最为严重的犯罪形式之一。基于我国仍将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依赖的客观环境依然存在,而我国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制度有待完善。为有效预防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应尽快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从而有力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我国效率违约立法缺陷及完善

效率违约是经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一种新的违约理论,是指违约方从违约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他向非违约方做出履行的期待利益;或者指当履行的成本超过各方所获得利益时,违约比履行更有效。在这一理论下,合同法已由原来的“单纯惩恶扬善的工具”变为一种“合理划分商业风险的法律手段”。     

论“电脑量刑”的基本原理

电脑是人脑的产物。电脑“辅助量刑系统”是创新性量刑理论与操作方法的最佳表现形式。电脑运行产生的量刑意见纯属学理解释,仅供办案参考。本文论述电脑《辅助量刑系统》的基本原理:依法构建衡量危害危险程度的公正标尺,完善描述复杂案情的量刑情节体系,独创评价刑事责任程度的科学方法,提出求解量刑最佳适度的逻辑思路,生成充分说理的量刑建议论证报告书,能够避免量刑偏差,实现量刑的公正性、透明性和诉讼高效,从而使特定案件的宣告刑具有可预测性和重复验证性。     

权利二重性:解读农民自杀问题的一个视角

权利二重性是理解30年来农民自杀率变迁逻辑及其区域差异现象的重要理论视角。其中,权利启蒙论认为,分田到户以来,市场改变了资源的代际分配结构,农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被启蒙,农民的行为逻辑逐渐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从而引发了农民家庭权力结构和家庭伦理秩序的适应性调整,使农民自杀现象在社会转型期得以凸显。权利规约论认为,农民的权利表达一旦失去有效的规约机制,就有可能在农村社会形成不利于老年人的自杀秩序;而如果能够得到村庄内部结构性力量的有效规约,农民代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就会在新的水平上达成均势状态,农民的自杀率随之就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现象。     

谈铁路公安机关如何践行“以诉讼为中心”的工作理念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证据收集、律师辩护、侦查措施、强制措施、监督制度等原则规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这些变化对今后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可谓影响深远。随着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铁路公安机关面临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化、新规定、新要求、新标准,依法行使侦查权,适应新形势下刑事侦查工作的挑战。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研究

信义义务是公司董事的基本义务。在公司收购与反收购过程中,由于董事和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对董事的信义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标公司董事除应遵循公司法中有关董事的一般信义义务标准外,还负有一些特殊的信义义务,这些特殊义务主要包括决策谨慎义务、防御适当义务、全面披露有关信息的义务和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利益义务等。为了使董事信义义务的判断更具有可操作性,可考虑采取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利益标准、正当目的标准、商业判断原则标准等多重标准。     

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符合时代特征的生态范式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借助"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所完成的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以及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化解生态危机的经济学路径和技术路径的虚伪性和不可能性,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强调消解生态危机的出路与社会主义前景密不可分,希冀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在找寻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方面,福斯特的理论都还处在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地深化与完善。     

中国农民权利的制度重构及其实现途径

我国农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和缺失,为此需要对农民权利进行制度重构并设计更加具体的保护措施。构建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要求转变制度理念,在确立平等权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转变,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转换,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迈进。基于以上理念,应将农民权利区分为生存型、保障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进行分类保护。与此相适应,通过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废除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公私协力保护的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功能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并最终保障农民各项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