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重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审查标准

自我国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一直是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加强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审查标准不一致，导致法院指定辩护案件成为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的主要来源，而处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未成年人较少获得法律援助。     

基于胜任力的公共安全管理在职人员的培训系统创新

本文以广东省公共安全管理在职人员培训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系统研究、专家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基于胜任力的公共安全管理在职人员培训系统。该培训系统包括一个核心（胜任力）、一个对象（公共安全在职人员）、三个层面（制度层、资源层和运营层）、四大环节（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计划制定、培训组织实施以及培训效果评估）。希望通过这个培训系统,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共安全管理在职人员的能力素质。     

高校领导干部培训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本文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系统开展的高校领导干部培训工作,对于推动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积极贡献.作者认为:加强高校领导干部培训,对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加强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对推动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加强高校领导干部海外培训,对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加强骨干教师培训,对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引领作用;加强专题培训,对推进高校管理工作的专业化发挥了重要的提升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进一步加强高校领导干部培训工作,努力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对领导能力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看法和意见.     

中国古代书证的演进及司法实践

自从中国上古时期发明文字以来,就出现了最早的书证形式。我国先秦以前的书证非常简略,大多书写在木简、竹简、金石器物和布帛之上,非常不便。随着造纸技术的发明和纸张的广泛使用,书证适用于各种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纸张的普及推动了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容易伪造的弊端。为了防止伪造和变造书证,历代法典都设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对伪造书证的行为给予严惩。针对书证容易伪造和变造的特点,采取了许多预防性措施,如让双方当事人、保人、见证人在各类书证上签字画押,在公、私文书上加盖印章,以保障书证的真实性。书证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从西周以后迅速摆脱了夏商以来野蛮落后的神明裁判方式,向着更加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书证制度的发达,对于减少诉讼成本、降低原被告双方的举证难度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书证制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     

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社会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其进展状况既与其他国际学术思潮密不可分,又同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我们通过"交叉性"和"男性研究"两个相关学术概念,可以看到这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在社会性别概念被中国妇女研究界相当广泛地运用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深度尚有不足.社会性别研究者要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其走出学术的边缘境地,短兵相接地同男性中心文化交战,发挥社会性别批判性理论应有的作用.     

罗马法债权理念的一般发展

由罗马法发展起来的债权理念 ,代表了罗马法的较高成就 ,是人类法律文化的宝贵遗产。罗马法债权理念发展的一般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即 ,人身性债权向财产性债权的过渡形成、债权理念与家父权理念的并存格局 ,以及罗马法债权理念的扩充发展。这三个阶段展示了人类债权理念由原始状态向文明过渡的历程     

如何构建控辩平等的取证机制之调查研究

从分析我国控辩双方取证能力之现状入手,认为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没有解决控辩双方取证能力严重失衡的问题,故立法追求庭审对抗实质化的意图未能实现。该调查报告在分析当事人主义庭审模式下,应为增强被告方取证能力采取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实现我国庭审实质化而必须增强被告方取证能力的主张。     

论我国外汇储备及外汇管理条例

<正> 根据我国的外汇收支与储备情况,国务院在1997年1月重新修订了《外汇管理条例》,确定了我国外汇管理四大政策:一是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支付和转移不受限制;二是实行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制度;三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四是初步建立银行间的外汇统一市场。我国外汇管理政策从原来的“管死”转变为初步放开一头,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1994年以后,我国外汇储备数量扶摇直上。其数量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到199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1050亿美元。1997年更高达1400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如此的发展规模,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成为经济学界乃至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热点并倍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本文拟从我国外汇储备的骤升原因、外汇储备骤升的正负效应、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及完善当前外汇储备管理的对策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同仁。     

深刻领会中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我有幸列席中纪委今年1月11日至13日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吴官正同志所作的题为<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政治保证>的工作报告,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作的关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深受启发,深受鼓舞.通过深入思考,我有三点粗浅的学习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