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民营企业劳动关系调节机制研究

民营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成为后危机时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劳动关系的调节实质上是劳资双方力量较量与平衡的过程,"劳弱资强"背景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调节,需要能够平衡双方力量的机制与理论来指导.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实质是责任与效率的平衡,具体机制设计应当考虑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的利益驱动,应当兼顾三方特别是有利于企业通过承担员工责任,以实现效率的提升.     

低自我控制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我国青少年犯罪成因实证研究初探

本研究分别对以官方统计数据和自我报告法获得的数据进行初步回归分析发现,在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多种因素中,"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的解释力最为突出,证实了青春期特有的身心冲突极有可能是导致此人生阶段犯罪(或偏差行为)激增的主要因素。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少年犯罪中的特殊作用。     

坚持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引领军事实践创新发展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科学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军事发展和军事斗争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深刻揭示了信息化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的特点规律.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进程中,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实践,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引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是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的根本要求.     

美国亚太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格局

美国＂重返亚洲＂是美国＂焦虑时代＂的＂应急反应＂,随着美国对亚太事务的深度介入,这种＂应急反应＂已转变成为美国完整的＂亚太战略＂。从地缘政治考量,美国的亚太战略是以巩固亚太传统的盟友关系为基础,以化解中印崛起带来不确定变量为重点,以插手热点敏感问题为手段,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体现。＂围堵中国＂只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可利用美国亚太战略的空间错位,强化共同利益纽带,巩固周边安全格局,为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防治重新犯罪与构建和谐社会——重新犯罪现状与对策的实证研究

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了人员迁徙浪潮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呈持续攀升,并突破历史的高点。人员迁徙,社会管理保障不配套,引发犯罪和再犯罪;教育滞后,低素质面临高诱惑、强竞争,引发犯罪和再犯罪;道德缺位,导致亚文化盛行,行为内控力、制约力弱化,放纵犯罪和再犯罪。改造罪犯压力剧增,监狱在解决自身矛盾中工作没及时调整到位,难以有效扼制重新犯罪和大要案的发生,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突出而尖锐的问题。     

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实践的反思与法律完善

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实践中存在着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自侦自鉴”、鉴定物证流转环节随意性较强、原鉴定人与重新鉴定人主体同一、复核鉴定仅对书面结论进行复核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立法上的缺失,也有鉴定人员观念上的原因,为此,应当从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违法实施的程序性后果和法律监督程序等方面予以立法完善。     

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多维度分析

制度分析学派通过不同制度的交易费用状况的比较,对各种制度的特征进行了较充分的分析.但是,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来说,由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特征导致的交易费用的复杂性,不能在单一维度的视角下笼统地仅考虑费用的数量大小,由此来评判制度安排和公共决策的好坏.因为除了信息不对称因素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以外,有相当一部分被视为诱发交易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体现和保证物品的公共性,这些费用表现为公共协商的成本和对损失方补偿的费用.试图从多种维度对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交易费用进行分析,不仅对信息不对称如何产生交易费用进行了描述,还对公共协商和对损失方补偿产生的费用所表现出的公共性价值进行了解析;并借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广义宪政经济学理论,探讨了交易费用的最优解;最后倡导建立具有公共性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交易费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