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的法理基础——用比较的方法分析

本文首先指出我国目前所谓的“分类表决”不太规范,应称之为“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以有利于公司法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统一的类别表决制度。然后分析了国外及港台的类别表决制度的法理基础,最后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我国社会公众股类别表决制度的法理依据及其利弊。     

德国国家资助项目的成果归属与管理

引言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９日，以德国联邦国防军大学乌尔里希教授（Prof．Dr．Ullfich）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向德国联邦教育暨科技部（简称BMBF，下同）转交了一份报告，阐述了对受国家资助的企业或科研机构的研究与开发成果的获得、保护、实施与许可的建议。其目的不仅在于对受BMBF资助的研究与开发的“专利与许可证政策”实行普遍改革，而且在于广泛改进科学与经济的合作，首先是使研究成果有效地转换成有市场竞争和的产品或生产方法。对此专家们提出了关于国家、科技界与企业界三方进行利益平衡的新建议，以便在资金短缺和竞争激烈的困难…     

美国教育法的行政执行

<正> 美国教育法的执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要求有关人员遵守法律,二是对违法者实行制裁。这主要通过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完成。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都属于法的执行机构。行政部门主要通过组     

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评析与建议

2005年全球经济金融虽然获得较快发展,但存在诸多失衡、利益冲突和风险隐患,本文对2006年我国如何应对和正确处理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和防范风险等问题提出了八条具体建议。     

创建学习型政党的指针--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的一点体会

加强学习,创建学习型政党,不但说明我们党有着追赶世界潮流的自觉,而且是对我们党重视学习的传统的继承,是我们党对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世纪的积极应对。我们一定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学习、学习、再学习,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正确看待新中国60年的法治建设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总结和分析这些成就和经验并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言献策,需要弄清四个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即:新中国法治建设探索和发展的一贯性和阶段性,而且它们是有机统一的;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复杂性、民族性和动态性等基本共性和内在特点;不应人为地将历时性的法治建设整体割裂为两个30年的对立;必须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整体中加以考量。     

民事诉讼中的矛盾群及解

民事诉讼是一个运动变化着的三维空间场,当已经发生的事件或现象在进入民事诉讼的空间和时间“隧道”之后,各种矛盾便会应运而生,形成“矛盾群”。“矛盾群”发生的基本缘由在于,在民事诉讼中交织着不同的规制、价值要求和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民事诉讼成为“万花筒”式的空间场景。     

个人信息的民法定位及保护模式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民法上如何选择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评价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及其在民法上的定位。个人信息同时具有个人属性和公共属性,单纯地强调某一属性均无法凸显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故而在立法上应适当舒缓个人信息保护及利用之间的张力。不仅如此,个人信息的内涵模糊、外延宽泛,难以达到权利客体所应具有的具体特定且界限分明的品质要求,故而不宜在模糊、笼统的个人信息之上设定一项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的“个人信息权”。否则,不仅无法为行为人划定清晰的行为禁区,而且在适用上难免与已有的人格权体系发生冲突、抵牾,可谓得不偿失。衡诸民法原理和社会现实,应当采用行为规制模式为个人信息主体提供必要的、适度的民法保护。     

评述《西乡南洲遗训》的修身思想

《西乡南洲遗训》是西乡隆盛的代表作。《遗训》文字洗练,简明扼要,较好地表达了西乡的修身理念。它提出了抱朴守拙,示人以诚的人格特征;养心尚简,克己省身的修为方法;慎独精思,善察警醒的忧患意识;严守气节,教化养成的人生追求等方面内容。《遗训》展示了西乡正念精进、自律自勉的修身理念及其较好的个人情操与较高的道德境界,在日本影响甚广。不足之处在于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痕迹较深,且有明显的时代滞后感与局限性。     

私人安全公司与东南亚海上安保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多,对现有国家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形成挑战,于是,大批的私人安全公司开始出现。近年来,安全问题私有化也发展到了东南亚地区,大批来自欧美国家的私人安全公司涉足东南亚地区,积极提供海上安全服务。一方面,私人安全公司在应对东南亚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雇佣私人安全公司不仅会削弱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甚至可能会升级、恶化地区冲突。鉴于私人安全公司在东南亚海上安保中的双重作用,东南亚国家也相应地加强了对海上私人安全公司的管控,以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