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错误观

毛泽东对错误产生的根源、判断错误的标准、错误的性质、纠正错误的原则和方法、对错误的正确态度所做的分析和论述,形成了有丰富内容的错误观。     

科学发展观的定性定量表述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需要从定性和定量方面加以认识,并与中国经济建设、改革和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加以探讨.本文就此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行了十分有益的分析,并以珠海市的实际情况为例对科学发展观定性定量表述进行了实证分析.     

论限制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

犯罪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都有可能成为强制侦查措施的实施对象,但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应当受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机关对案外第三人实施强制侦查措施未作任何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别规定,案外第三人也没有充分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必须在法律上对侦查机关启动对案外第三人的强制侦查措施设置严格的实体及程序限制,包括启动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有合理根据,必须符合比例原则,执行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按照批准的范围,案外第三人在事后要享有充分有效的救济手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实意蕴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异质于传统哲学,扬弃了实体主义的理论范式,建构了对作为内在性之主体性的实践根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才是可能的。康德先验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主旨是反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但为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黑格尔哲学强调思想不仅是纯粹思维,而且是对象性事物的自身,向后倒退回至前康德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承续了康德的努力,初腾哲学运思之全新地平线。     

机运与局限:发展型威权政体的政治合法性

发展型威权政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中最为常见的政体.这一政体没有太明确的意识形态,常把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等实用主义目标作为政府发展纲领.发展型威权政体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大致经历了从正当到危机的过程.研究发展型威权政体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经济面貌出现了世所公认的巨大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第二,改革了经济管理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三,指令性计划转化为指导性规划,经济运行建立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较顺利并取得丰硕成果,主要是由于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二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三是有比较适当的改革方法和步骤.下一阶段的改革需要特别关注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完善所有制结构;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体系;第三,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第四,改革要在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快提高上下工夫.     

警务督察制度研究综述

警务督察制度是一项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制度,它的建立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大批公安理论研究者和从事警务督察实际工作者都对警务督察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侧重点不同的研究,对其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警务督察制度。     

Saving Ancient Tibetan Calligraphy

正An inheritor keeps a demanding traditional craft alive By Xinhua A’ang Jiancuo,46,is one of the inheritors of the De’ang Sazhi style of Tibetan calligraphy,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Golog in northwest China’s Qinghai Province.The unique art form was enlisted into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in 2011.     

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的生态学研究——非鸡禽鸟类自然感染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的血清学调查

用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ＩＢＤＶ）单克隆抗体夹心阻断ＥＬＩＳＡ对麻雀、鸭、鹅进行了ＩＢＤＶ血清学调查，麻雀的阳性率为７．４％（４／５４），鸭的阳性率为９５．５％（３６３／３８０），鹅的阳性率为９．４％（１１／１１７）。表明ＩＢＤＶ传播已非常广泛，提示麻雀、鸭、鹅特别是鸭在ＩＢＤＶ生态和传播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预防对策

以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同生共长的一种历史现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由于保障WTO协议在我国的统一实施,带来了全球化的法律规范与具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相互整合,必然对公共权力的范围、主体、行使原则、目标和手段以及控权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这些变化,职务犯罪也将出现各种新的情况。因此,笔者试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前瞻性角度,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