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宁波警察制度的一个断面——以《宁波市公安局季刊》的记载为分析对象

宁波警察制度肇始于清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的警察制度出现了现代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制度建设和办理案件这两个方面。其颁行的《浙江宁波公安局组织规程》等规则为职权行使、职能配置、办事程序的规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办理案件上使用了统计、数据分析等手段。以《宁波公安局季刊》的记载来分析,民国时期宁波警察制度在法制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与桥梁社会资本:从婚姻的中介作用谈起

针对城市青年适应性问题,有必要分析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是如何影响桥梁社会资本的,并研究婚姻可能会对此产生的影响。分析发现,青年的桥梁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是完全通过人力资本发生的;尤为重要的是,婚姻在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弊端检讨及完善路径

我国的公司治理立法呈现出割裂性、矛盾性与过渡性的特征,问题并不在于立法模式的选择,而在于立法体例的设计不当。目前的最佳解决途径是改变既有的公司立法体例,抛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传统分类,将公司分为开放型公司和封闭型公司来有针对性地设计公司治理制度。规则应进一步细化,仅仅对开放型公司强制规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对封闭型公司则赋予更多的自主权,由股东在章程中自由进行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通过立法体例的改革和规则的细化来满足私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和商主体对成本的控制,保障公司营利性目标的实现。     

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印度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生产力要素增长机制、运行原则的作用与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此实现印度国民财富增长（即产出增加）的相对特殊范式或途径的印度经济增长模式。因而,分析印度经济增长的基本运行态势、印度经济增长动力源泉或各种要素的特殊组合方式以及印度经济增长的特殊类型或模式,寻求印度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规律性,并以此反映印度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属性,为近邻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经验启迪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解严”后台湾政治转型引论（1986-2002）

“解严”后台湾政党政治逐渐迈入程序政治的议程，但由于其转型过快与政治体系内部党争的复杂性，执政党的政策民众化诉求尚未真正实现，尤其表现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时间内。分析其间的政党政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代政治运作的复杂性。     

元学习能力的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通过对学习者学习策略和管理策略的调查分析,发现学习成功者与不成功者在元学习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质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原则

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发挥利益协调的价值功能;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推进科学发展的价值实践等。认真研究这些价值原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报业革新与产业化进程引发的思考

网络媒体声势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大步前行,社会已悄然迈进了信息时代,传媒业已成为迅速增长的产业。而面对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面对境外集团的大兵压境,传媒业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发展自己的媒介产业,形成自己的规模与实力,形成足够的抵抗力和竞争力,只有如此,才能在巨大资本入陆和市场竞争洪流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论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

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 ,其产生和发展又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反过来 ,全球化浪潮的推进 ,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但它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危机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已近极限 ,其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再论人格权的民法表达

人格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对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有重大影响。在民法典上,人格权的民法表达未呈规范体系化而是碎片化,这是科学表达内容和范围不确定的人格权之最有效方法。人格权的民法表达目的不是为了建构规范体系,也不是实现人格权的民事权利化,仅在于将自然人的固有人格利益纳入"民事权益"范围而受到民法的保护。人格权的民法表达应当体现人格权的固有性、专属性以及排除妨碍性特征。不具有专属性特征的姓名权和肖像权,以及不具有固有性特征的法人人格权,虽为民事权利但非人格权。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与人格权无关,人格权的民法表达不应介入与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有关的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