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我成长型教师培养的高师素质教育

高师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在现代教育中具有反思性的不断自我成长的教师，这是对传统师范培养模式的扬弃。自我成长型教师能适应社会与教育的急剧变革，有自信，会反思，能与人沟通、合作，有责任心，具有坚韧不拔、不断超越自我的品质。自我成长型师范培养模式应包括建构性学习、支持性情境的学习以及开放性学习三种类型。这对于重塑师范精神、建构新型的高师教育、提升高师教育品质至关重要。     

民营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以吉林省为例

民营经济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政府管理创新则是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民营经济创下许多佳绩,但是同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相比,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速度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创新地方政府的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积极培育和引进民营经济的创业主体,创造条件解决民营经济在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析中俄关系中的相互认知与信任问题

从长远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健康、和谐发展,必须要妥善解决好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问题。中俄两国高层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友谊与互信,而在普通民众之间,现有社会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还存在着一些相互了解与理解不足、缺乏相互认同与包容,因而也就缺乏相互欣赏与信任的问题。在这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上面,中俄双方的有关方面都还需要做出大量而艰辛的工作。     

大数据时代的智慧辩护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正在我国刑事司法空间内主导着全面而深远的变革。相较于法检系统面对这场时代潮流所进行的主动、全面的自我革新,智能科技虽在刑事辩护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但技术与业务的交融协同有限,故总体上仍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实际上,刑事辩护可在大数据驱动下实现向智慧辩护的转型,包括改变律师工作方式,使之从办公自动化跨越为业务智能化;在卷宗审阅、证据审查判断、类案/关联法条推送、司法规律挖掘等工作中强化科技支撑成分,辅助律师作出辩护决策;以及重塑业务导向定位,积极开拓风险防控型业务领域。但在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在数据来源上另辟蹊径,在借鉴法院、检察院经验时因地制宜地作出调整,尤其是在法律与技术的融合中坚持住法律的主导地位,把握好智慧的根源所在。     

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简称,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的概念不清、主体不明、数额计算不统一以及程序设计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对违法所得问题展开实体与程序全方位的研究,完善违法所得的处理机制。     

利于第三人合同研究

利于第三人合同分为非真正和真正两种,本文仅考察后者。利于第三人合同与代理制度、债权转让以及赠与等制度都存在根本区别。从罗马法到当代各国民法典及其他民事立法,利于第三人合同制度经历了从禁止到许可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该制度涉及到三方法律关系,此种复杂的三方法律关系还表现在抗辩和不当得利等复杂关系上。我国《合同法》第64条并没有规定真正利于第三人合同,应就此作出修订。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摸型与节约经济

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用V1 M1≤C2来推导出扩大再生产系统方程。通过分析系统的稳定性条件,得到如下结论:V1 M1rr12,即生产的集约性和资源利用的闭环模式。这说明集约闭环再生产模式是更加先进的扩大再生产方式。这一模式的本质是节约,并且应该是我们经济转型的目标模式。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现实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承认自然的客观优先性,人是自然界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脱离人和人的活动谈论自然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实现形式是实践,人不可能对自然环境无所作为,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指明了途径,为构建和谐社会所蕴含的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提供了理论指导.     

吴三桂史事新探

吴三桂在明清之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吴三桂史事研究要获得突破,应从资料入手。与其有关的资料可分为4类。最具权威性的是国家档册和官修实录;亲历者中有心人的完整记录,史料价值最高;当时人的记载多可据信;后世整理的可供参酌。梳理文献资料,再用文物碑刻印证,可以落实吴周割据政权的纪年,昭武、洪化是年号,周是国号,利用是铸钱名称。     

民国治边事业中的边政人员考察

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边政人员的选拔、培训、任用、待遇、考核等方面,逐渐从通行的公务员行列中分离出来,给了一些特殊的对待,然而,整个民国时期专门施行于边政人员的相关政策,并未形成系统,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有效贯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边政人员在边疆治理过程中的作为。从整体上看,民国政府与边疆地区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