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培训院校培训质量保障的实践与思考——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为案例

相对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系统来说,干部培训院校质量保障明显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运用培训质量保障相关理论,以一所干部培训院校内部培训质量保障实践为案例,探讨了干部培训院校培训质量保障的内涵、体系建设、质量标准和效果评估等相关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有关培训院校内部质量保障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培训文化建设,加强系统整合力度以及加强培训信息和督导系统建设,保障培训质量持续提升等三方面,以期引起人们对干部培训院校质量保障工作的研究与重视。     

作战治军的良将——马仁兴在晋绥

<正>人物简介马仁兴(1904-1947),河北省平乡县人。1920年从军,后投奔冯玉祥部,参加第二次北伐。1928年毕业于开封军官政治学校。先后任团政训处政训员、师参谋处上校处长。中原大战后任少将师参谋长、骑兵十四旅二十八团团长等职。七七事变后,参加正面战场抗战,1938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4月14日,在河南省林县郝家窑村率部起义,     

2022年中德关系大事记

<正>1月11日 由于受到全球芯片荒的冲击，2021年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量约为330万辆，同比下降14%。大众和斯柯达降幅最大，高端品牌奥迪销量仅下滑3.6%,保时捷及宾利则分别增长8%和43%。大众集团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原本长期保持在14%或15%,2021年降至11%。1月17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约同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通电话。李克强表示，中德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国家，都是多边主义的支持者、     

“事责逆向回归”:行政发包中的事责纵向调节机制研究——基于对天津市“河长制”的考察

对于行政发包实践中如何促进事责在纵向上的恰当配置，学界现今仍然鲜有关注。“事责逆向回归”是行政发包实践中对事责的纵向调节机制，能够在治理链条的局部区域将下级难以承担的事责自下而上回归至上级部门和主管领导。基于天津市“河长制”的考察，通过案例法、访谈法和文献法等方法从目标设定、检查验收和激励分配三个方面切入，可以发现“事责逆向回归”呈现出下级参与目标设定和对目标进行过滤、行政系统与社会的双重检查和对相关公职人员的全面吸纳、问责压力为主的激励分配和政治推动为保障等特征。“事责逆向回归”能够促进事责在纵向上的再次分配，进而提升治理成效；与此同时也体现出新部门在资金、编制管理方面的矛盾以及上级主管领导职责叠加、目标过滤失效等局限。     

赶超型协同:走向整合的社区治理——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例

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挂牌成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助推减负改革,与之同时推行的是基层治理单元中两委领导“一肩挑”政策。既然行政化对参与自主性及助人专业性的侵蚀是基层负担的症结所在,为何又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在复杂环境下欲实现协同增效的政社跨部门组织,理论上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帮助社区实现减负,但其形成却是政社组织在未经分离状态下的整合,是一种在动员体制下由国家建构的赶超型协同。调研发现,赶超模式下的社区治理呈现出“以政补社”与行政制约的特点,居委会成员面临角色被动扩展、身份层层叠加的困境,社会工作陷入了专业缺位与财政限制的消极循环。基于此,社会工作专业秩序的建立与合理调节跨部门组织中不同制度逻辑的紧张关系成为了亟待探索的议题。     

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的功能检视与内容调试——基于对制度逻辑的分析

我国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制度要求与审查实践遵循并强化着“个案纠错”的制度逻辑，重视个案文件的纠错结果，存在以个案效力限缩整体监督权能的问题。审查能力悖论导致实践中全面审查客观不能、撤销权虚置使得制度刚性被削弱、倚重客观法秩序而公民权利保障功能发挥受限等现实困境的存在，使得现有制度设计难以高效发挥“整体监督”的应然功能。因此，应尝试合理扩展备案审查制度的监督权能，进一步厘清维护法制统一、权力监督与制约、公民权利保障等多元功能的内涵并理顺其关系。进而，据其调试现行制度内容，通过优化审查方式、增强制度刚性以及加强信息公开等，保障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实效提升。     

论有法必依与劳动者权益保障

我国劳动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在安全生产、工时及工资支付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既侵犯职工合法利益,又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其实国家的劳动法律在安全生产及工时、工资制度方面的规定相当详细并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然而这些方面问题也最多,显然问题的根源不是劳动法律不健全,而是有法不依,才致劳动领域问题难除,以至于形成沉疴顽疾.     

岸田内阁官邸主导决策特征及其实施困境——以“经济安保法”的出台过程为例

为有效应对此前政权遗留的官邸决策弊端并谋求执政长期稳固，岸田内阁在政府决策上一方面延续官邸主导形式，另一方面在官邸决策过程中寻求兼顾与外部决策主体的意见协调。作为内阁“看板政策”推进的重要一环，在“经济安保法”的制定出台过程中，官邸主导的“延续性”及“协调性”特征均得到了明显体现。但在官邸主导的实地推进中，岸田内阁仍受到来自首相个人政治领导力“缺位”的严重制约，进而导致官邸主导实际政策效果整体不佳。加之制度及国内政治因素层面的相互影响，首相亦难以破解其在政治领导上的不力困局。伴随执政基础的长时期弱化，岸田内阁推进官邸主导的整体前景也难言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