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检察厅的刑事上诉(控诉、上告及抗告)职权

清末时期引入新式法制,于先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建立了检察制度.清末检察厅有提起控诉、上告及抗告的刑事上诉职权,还有非常上告及提出再审之职权.同时,根据清末有关法令,检察厅不得撤回刑事上诉,即便提起上诉只对被告人有利,检察厅也负有提起刑事上诉的职责.     

研讨式教学法在实战训练中的应用——以“十二运”安保指挥员培训为例

在实战难题的倒逼下,回顾了"十二运安保指挥员"五场交流研讨活动的训练内容与过程,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将"研讨式教学法"应用在公安实战指挥员训练中。通过列举训练中的实际情景,提出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学员为主体的研讨式教学法,是提升公安教育训练质量的又一有效教学方法。并根据实际教学经验,指出运用研讨式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     

科学认识高职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北大核心

高职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高职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之一,也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罗炳辉将军与国际友人罗生特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费尔德,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莱姆贝格的一个犹太家庭,1927年获得维也纳大学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受到工人革命运动影响,罗生特早年即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由于反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被投入集中营。在纳粹集中营,敌人的严酷刑罚不但没有使罗生特屈服,反而把他考验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罗生特深知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他决定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洪流,继续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离开集中营时,纳粹党徒逼问他的去向,他坚定地说:"我要去中国！"     

和胃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胃虚弱证临床观察

目的 观察和胃方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胃虚弱证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71例慢性萎缩性胃炎脾胃虚弱证患者分为治疗组35例和对照组36例,治疗组患者口服加减和胃方,对照组患者口服胃复春片,疗程均为3个月,治疗1个疗程后比较两组临床症状评分及其临床疗效、血清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PG）、血清胃蛋白酶原Ⅰ和Ⅱ比值（pepsinogen Ⅰ/Ⅱ ratio,PGR）、胃泌素17（gastrin 17,G17）水平、胃黏膜组织形态学积分。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各临床症状评分及总评分均显著减少（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饱胀、纳差、疲乏、气短懒言、总积分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血清PGⅠ、PGⅡ、G17水平改变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PGⅠ、PGR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胃黏膜组织形态学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前后胃黏膜组织形态学积分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和胃方能有效缓解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病理及理化指标。     

日本刑法中客观归属论的意义

在德国刑法学中，客观归属论能妥当地通用于故意犯和过失犯的见解已成为通说。虽然对于导入作为限制结果归责的客观归属论，日本主流意见的态度比较消极，但从一定的规范性基准来进行判断的客观归属论的思想，却可以在近年来日本判例中窥见端倪，尤其是在“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被害人对危险的承担”、“基于中立行为的共犯”等问题上，有明显的客观归属理论倾向。     

2016—2020年龙岩市X区医疗卫生行政处罚情况分析

目的：通过对近5年龙岩市X区医疗卫生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分析，为规范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和提高监督执法水平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项目列表分析和c2检验。结果：案件数从2016年的20件增至2020年的62件共计245件，主要为医政和无证专业类别案件，构成比分别为46.9%和46.5%。来源投诉举报案件、适用听证程序案件、多案由案件和案件罚没款呈递增趋势。警告、罚款、没收为主要罚种，使用件次合计占比97.5%。涉及罚款案件占比77.1%,涉及罚款案件的罚款均额为1 6074.90元；2020年罚没款金额、涉及罚款案件的罚款均额分别是2016年的6.1倍和2.9倍。结论：违法成本不断提高，加大无证行医的惩处力度；加强部门合作，畅通各方渠道，拓宽案件来源；专项整治列为经常性监督检查的重要补充；违法行为多样化，要提升执法办案技能；采取综合监管方式，构建医疗卫生服务多元化监管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的广义绿色治理:内涵演进、多重张力与范式构建北大核心

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类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广义绿色治理包含当前对生态和谐、系统协调、发展可持续等核心价值的关切,在此基础上也涵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边界。人工智能则伴随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逐步深度嵌入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工智能的介入将绿色治理对“人地关系”的思考拓展到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状态的寻觅。人工智能嵌入广义绿色治理的过程中面临“智能代理”的行为责任归属与提升人类行为效果之间、人工智能运用限度与人类自我实现价值之间、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封闭运作”与他者“开放诉求”之间三个方面的张力。面对这三方面张力,需探索可开源治理主体、可持续治理过程、可多元治理手段、可共生治理客体、可分享治理结果的广义绿色治理系统范式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