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陪审制度刍议

完善我国陪审制度刍议夏克勤陪审制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它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象征应运而生的。陪审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的部分学者根据现行陪审制...     

猪血清淀粉酶的临床测定

猪饲料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都必须经过酶的分解才能被动物机体利用,同时酶也参与体内多种生物化学反应。当酶缺乏或释放过多时,机体表现机能失调,出现各种临床症状。据我们观察,当猪处于某些疾病状态时也导致血清淀粉酶含量发生变化。 血清淀粉酶的测定在医学临床上已成为诊断某些疾病的依据,但在兽医临床上,国内未见报道。为此,我们采用人医临床应用的稀释法(温斯罗氏法)测定了263头健康猪血清淀     

站在科学的入口处——部分专家学者谈《法律科学》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最后一句写道:“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懦怯都无济于事。’(但丁《神曲》)”。     

充分利用发案前工具的遗留样本进行检验鉴定

1992年2月3日,平泉县郭杖子乡北洞子村于××发现山上果树被砍147棵。现场勘查发现,147棵是同一镰刀所致。侦查发现,本村周××有作案嫌疑。在其家中提取了一把镰刀,此镰刀已新磨,失去了鉴定价值。经了解,1991年秋,周在自己山上砍过柴。为了取到证据,3月10日,在周××家的封山上寻找到一枚1991年9月砍的柞木楂子,与现场痕迹相似。经比对,反映出持械、动作和工具种类的一致性。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二者纹线起伏状态、表面形状一致。在比对显微镜下对接,粗大、明显、连贯的线条位置、密度均一致,对接吻合,作出同一认定结论(见图)。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周××交待了犯罪事实。     

“五·二○”运动中的暨大台湾籍同学

我是1946年秋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台湾籍同学许梦雄(现改名为许萌山,台湾民主同盟秘书长),和我相当友好。我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与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姜恒一同志(现改名为江浩然)有定期联系。他当时已秘密转入上海地下党的工人部门工作。我入学后不久,就参加“抗暴斗争”,接着又参加了“五·二○”运动。姜恒一同志总在我们组织示威游行前警告我:“如果国民党反动派用军警镇压你们怎么办?”我因为和暨大党组织没有直接关系,只好将这一“提醒”转告给我当时认为进步的同学和学生会的干     

论犯罪心理痕迹的研究

一 犯罪痕迹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引起的一切变化现象。按照痕迹的存在形态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有形的形象痕迹,主要是指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物质痕迹;另一类是无形的意识痕迹,即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印象痕迹,有人称之为感知痕迹;再一类是通过现场各种变化现象所反映出来能表征犯罪人心理现象的心理痕迹。 心理痕迹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在犯罪现场上能直接或间接反映犯罪心理活动的一切现象。这种痕迹能反映犯罪分子的心理活动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心理特征。     

试论并案侦察的特性及程序

并案侦察是侦破刑事案件的一项有效对策和工作方式,也是刑事侦察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从理论上对并案侦察的基本特征和程序加以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笔者以拙文求教于刑侦界的广大同行。     

国民党派系的角逐与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他就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了“统一”全国政权的活动。蒋介石“统一”全国政权的过程,既充满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腥镇压,又伴随着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激烈角逐。本文仅就这一过程作一考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要放在青年农民方面

最近,我们会同全区各县、市委调研科的同志和少数区、社干部,共122人,就当前农民的思想政治状况问題,到76个公社的152个生产队作了一番调查,共涉及农戶3419戶,人口16467人。其中以座谈会、个别訪问、书面问答等方式直接接触的1521戶,7023人。调查中,我们在对各种不同年龄的农民思想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的同时,重点剖析了青年农民的现状和思想情况,深深感到:16岁至35岁的青年农民,即群众说的“解放牌”农民,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和骨干,是我国农民队伍大有希望的一代。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但他们的思想情况比较复杂,存在的问題也比较多,教育、提高他们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农民队伍的变化,从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上,把注意力和着重点转移到青年农民方面来。     

广东冰毒等精神类毒品犯罪的犯罪场域分析

近五年来广东冰毒等新型精神类毒品犯罪发生了新变化,如何解释这一阶段性变化,合理预测广东此类犯罪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其理论与实践意义颇大。借助犯罪场与市场犯罪的理论框架,解读广东经验,无疑会加深我国与此类犯罪作斗争的长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