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分析

本文提出了中东伊斯兰地区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处于紧张状态的基本观点,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了简要说明,同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视角.中东次国家行为体导致中东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中东地区体系的脆弱性、破碎性和可渗透性,创造了民族、宗教政治组织崛起的土壤,催化了中东地区次国家行为体的反体系运动.     

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朗民族主义

早期伊朗民族主义是在什叶派伊斯兰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民族主义,具有自身的特色.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自成一体,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自近代以来伊朗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发端之际,伊斯兰教什叶派就构成了影响伊朗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伊朗民族主义在发端年代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所形成的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伊朗民族主义运动难以摆脱伊斯兰教的束缚与羁绊,正是伊斯兰革命这一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得以在伊朗取得成功的历史积淀所在.     

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

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应对进行了思考。在政治风险方面,本文主要从大国博弈、地区政治和沿线国家国内政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应加强中美相互理解与战略互动,避免介入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根据不同国家政治风险差异精准施策等对策。在安全风险方面,本文重点讨论了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中国应客观准确评估中东地区安全风险,运用新安全观对中东地区进行安全塑造,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推动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帮助中东国家增强安全能力建设,增强中国在中东的适度军事存在等对策。     

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

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既有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又有巨大的差异性;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存在的积弊,是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但也受到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民主变革和民主转型无疑构成了中东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阿拉伯国家均在进行民主转型和民主改革,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伊斯兰教、军人干政和地缘政治因素构成了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核心因素。从伊斯兰教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来看,教俗对立将继续困扰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同时温和伊斯兰力量也将探索伊斯兰特色的民主道路,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并不断进行调整与重塑。从军人干政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军人干政的消解需要经历从民主启动、民主巩固到民主运转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有赖于宗教与世俗关系经长期磨合互动后而走向正常化。从地缘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内部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以及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都加剧了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动荡。     

黎巴嫩侨民对祖籍国的身份认同及其经济贡献

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关系是东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海外侨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代表。黎巴嫩的移民活动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即黎巴嫩独立前的奥斯曼帝国晚期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黎巴嫩建国后的现代时期。殖民主义遗产、教派冲突、经济危机、内战等因素对黎巴嫩移民产生了重要影响。身份认同与经济纽带构成了黎巴嫩侨民保持与祖籍国联系的主要方式。侨民对黎巴嫩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教派认同到区域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过程,既得益于其自身在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构建,也与黎巴嫩政府的侨民政策密不可分。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主要包括侨汇、债券投资与寻亲旅游等方式,并为黎巴嫩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黎巴嫩侨民与祖籍国的联系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如何合理利用和管理侨民资源是黎巴嫩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大致经历了从低调走向不断深化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13年以来,伴随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伴随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阿富汗政策更加清晰,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的主动性和力度明显加大。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重建进程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     

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的国家转型及其困境

2015年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进入了规模宏大、变革急遽的国家转型时期,突出表现为"2030愿景"框架下经济多元化、政治集权化、社会世俗化、宗教温和化等全方位、多领域的转型。在此背景下,沙特外交也进入了转型期,突出表现为在全球层面推行平衡外交,在地区层面推行激进外交。整体看来,沙特国家转型的目标和方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促进了沙特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进步、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但是,沙特的国家转型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君主制和政教合一体制下形成的制度惰性,王室内部剧烈的权力斗争,转型时期政教关系的巨大张力,激进外交导致的周边环境严重恶化,都使沙特的国家转型充满了不确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沙特国家转型的内在矛盾,即目标宏大与能力不足的矛盾,政治、外交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的不匹配乃至脱节,尤其是政治集权化和外交激进化,无法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多元化、世俗化、温和化的需要,甚至有可能导致沙特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碎片化的西方与碎片化的中东

自美国因化武风波发出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威胁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充满跌宕起伏的紧张气氛同时,也充满了极具戏剧化的讽刺意味,但却深刻反映了世界权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深刻变迁。     

海权问题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矛盾的认知与艰难的选择

中美国内对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认知都存在着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在美国表现为中国海权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中美矛盾的加剧乃至冲突并威胁美国的东亚安全,美国是否需要对中国加以阻遏;在中国表现为中国应该选择对美国的海洋霸权进行挑战还是承认现状并规避与美国的冲突。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时,力求规避与美国的海权冲突;进一步加强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谨慎有序地推动海上力量的发展。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