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中国法律观的历史考察

日本曾经在很长的时闻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为圭臬，其法律制度基本照抄了《唐律疏议》和《大明律》的主要内容。近代以来，日本人逐渐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转向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并试图将日本法律文化推向整个亚洲。20世纪以来，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学习转向了研究，许多中国法律史研究著述出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逐渐转向理性的思考。     

释“罪”

运用古文字训诂的方法考察,"罪"原作"辠"."辠"由"自"和"辛"构成."自"指鼻子,"辛"是刑具."罪"由"网"和"非"."网"指捕鸟之"网","非'指飞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辠"原指以刑具加于人身,先指割鼻之劓刑,后引申泛指各种刑罚."罪"本指以罗网捕飞鸟,引申为捕罪人或监禁罪人.无论是"辠"还是"罪",原义均不是指"犯罪行为" ,而是对待犯罪人的措施,即刑罚.     

犯罪率的情境分析：以韩国为个案

近些年,学者们试图对犯罪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但研究重点仅仅集中在经济背景或组织背景方面,而在政府对犯罪行为缺乏约束力方面则研究较少。从经济状况、警方的组织约束和政治因素这三方面按时间序列对韩国过去30年中的犯罪社会背景进行系列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失业率是犯罪率变化最好的报警器,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的数量都在不断地上升;第二,警方普遍指出,没有发现警方的人均办案数量对犯罪率的变化有一致的影响;第三,政治强制、特别法的规制、政治犯的人数对犯罪率的影响也不一致。但是,在过去的三个专制政府期间,犯罪率有所下降,这作为支持政府实行专制统治的理由更加强化了对罪犯实施严酷的刑罚这一做法。     

“宽严相济”刑罚观念的历史渊源

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对宽严相济刑罚观念的研究和认识逐渐深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已经蕴含着宽严相济思想的理论核心。古代宽严相济思想最早萌芽于“三国三典”理论，后经过子产、孔子等思想家对宽与严的辩证阐述而逐步确立。在儒家与法家关于宽与严的争论过程中，宽与严之间也逐步整合，宽严相济思想逐步被社会和统治者所接受。随着起自西汉以至隋唐的“儒法合流”过程的完成，宽严相济思想最终确立，并成为我国传统刑罚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考察和分析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宽严相济”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和理性，也可以为当前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提供历史参考。     

汇小流以成沧海 积跬步而至千里——柏桦先生《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

柏桦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已于2007年11月付梓,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之后,完成的又一部宏篇力作。该书共分五部分,"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目录",其中收录了自1982年至2004年期间中外学者的文章,计万余篇;"中国政治制度史著作目录",其中收录了自1981年至2002期间中外学者的著作书目,     

清末天津习艺所创办始末

清末，清廷在内忧外患之下，推行变法修律，改革司法制度，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狱制改革。作为狱制改革措施之一，罪犯习艺所在全国得以普遍设立。而其中，尤以天津习艺所最为成功和著名。在清末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分析传统狱制的衰微以及狱制改革思想的形成，详细考证天津习艺所的创办始末，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历史和现代司法改革实践不无裨益。     

碰撞、误解与反思——读《An Underground Education》和《接触与碰撞》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在这两种文明相碰撞的过程中，由于发展向路、文化内核的差异和发展阶段的错位，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误解，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腐朽的，而西方的东西则都是进步的。通过对理查德·扎克斯的《AnUnderground Education》和田涛等的《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两本书进行分析，以中西法律文化文切入点，反射出这种误解的存在，并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     

历代《工律》源流考释

工律是中国古代有关工程兴建、工事修造、钱币铸造和制造兵器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最早可追溯到《周礼.考工记》。从《秦律》、《汉律》、《唐律疏议》、《宋刑统》、《至元新格》、《大明律》、《大清律例》中关于工律的规定来看,历代虽屡有兴革,但大体上没有太大变化,始终保持一种历史的传承关系。工律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从《秦律》一直到《大清律例》,从设置上来讲,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历代工律律文基本上是因袭前朝,根据本朝实际,略作修改,工律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积累的过程。     

对中国天津市入室盗窃风险的多维度分析

天津市入室盗窃风险的差异在社区构建上具有机会性。正如日常活动或生活方式理论所预言的那样,目标吸引力和监护的指标与入室盗窃的风险息息相关。又如社会解构理论预言的那样,集体效应和公共控制的社区进程影响了入室盗窃的风险。同时,社区结构和中国城市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那些在西方观察不到的因素来解释。     

民族习惯法中的“阿舅形象”考察——以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习惯为个案

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舅权曾经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氏族中舅舅对外甥享有绝对的权力,包括社会规则、生产技能、生活知识等各个方面,舅权对氏族中男性公民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舅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当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最终确立的时候,舅权变得日益弱化了,但并没有马上消亡,而是与父权一道在维持社会的平衡当中发挥着作用。本文即拟通过对我国少数民族当中普遍存在的的舅权现象进行分析,从舅权在民间规则当中的多种体现、舅权产生并存在的原因和舅权的特点三个方面对舅权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