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危机应对方略: 澳大利亚的经验

“生物危机(”biological emergency)具有如下特征:生物危机在整个生物系统内部很少发生,并且经常由某种生物引发;生物危机具有快速从最初感染区域扩散的可能性;公众经常对该生物媒介并不知悉,因此,处置工作人员总是无所适从;生物危机的扩散不仅可能具有地域性,而且可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个严重的生物事件不仅会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社区、商业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超出真正的物理事件范畴;生物危机常常为“长期性”事件(与火灾和洪灾相比),并且经常需要长期不断的资源供给;生物危机中的危机管理人员需…     

侦查理论研究的两种新视角

从侦查基本理论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出发,“纯粹侦查学”和“刑事司法系统”为两种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区分事实和法律两个范畴,“纯粹侦查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侦查主要解决事实问题,“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视角对侦查的功能进行了新的界说。     

不确定性笔迹鉴定结论研究

笔迹鉴定人员经常由于不能确定或排除可疑笔迹书写人而被视为逃避责任。实际上,基于以下客观原因,鉴定人员往往难以得出确定性的结论:首先,笔迹比较检验的特征包括开放集而非闭合集,在闭合集中存在相同点,我们只需要寻找特定的特征即可。而在开放集中,并不知晓是否存在相同点,因此需要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其次,证据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都可能达不到要求;最后,排除可疑笔迹书写人的过程往往不能得出确定性结论,在可疑笔迹和已知样本之间相同点的缺乏不能成为它们出自不同书写人的充足理由。     

当事人和解绝非“花钱买刑”

3月14日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尽管有关该程序的规定只有三个条文．但已勾勒出该程序的基本框架。其具体规定也体现出该程序的特殊性。     

论犯罪耗费与侦查效益

犯罪耗费主要包括初始犯罪行为造成的耗费,持续犯罪行为造成的耗费,侦查机关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支出耗费,侦查机关信誉的耗费。犯罪耗费从整个社会的意义上可分为主动耗费和被动耗费,加强犯罪预防工作对减少整个犯罪耗费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侦查工作中,应树立犯罪耗费观念,增强侦查效益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刑事政策,健全侦查效益机制。     

科学与法律领域的真相

审判过程并非仅仅是为了“查明真相”。自从美国的法律系统开始使用科学证人以来，法律领域就面临着混乱的局面。自从Frye规则到Daubert标准再到KumhoTire标准，乃至发展为修改后的《联邦证据规则》702条，尽管法律系统经历了上述诸多努力，人们仍然不会相信法律系统能够从科学信息中获得预期的收益。科学主张和理论或真或假，它们的真或假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法律裁决可以断定法律真理为真．也可以断定“所谓的科学真理”为真。只有科学命题所描述的自然界现象和事件的性质——而非有关证据可靠性的法律裁决。也非法庭上的论证和交叉询问——能够证明真的科学命题为真，证明假的科学命题为假。     

手机信息、关联图示与数据挖掘

侦查人员发现．普林斯的手机曾经连续三次联系同一个手机信号中转站，而被绑架的林肯的手机也处于这个三角区域之中。侦查人员进而确定，林肯就处于这个三角区域之中，并将该三角区域称为死亡三角。     

关于四川省劳动教养和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报告

目的：了解劳动教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社区矫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象：四川省各级公安机关以及社区矫正的试点城市。结论：现阶段的社会治安状况仍然十分严峻，违法犯罪十分突出；劳动教养是对《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重要补充，弥补了前两种法律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方面的不足；社区矫正的推广适用应当审慎有序。     

真相与正义，探究与辩护，科学与法律

在美国法律文化塑造下的对抗制诉讼制度和科学的调查程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tension），在法律所关注的裁决终局性（finality）和科学所追求的持续性纠错（oven—minded fallibilism）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长期以来，法律界都试图通过可采性法律规则归化科学证言，结果导致联邦法官担负起广泛的审查职责；近期，法庭指定专家的制度实践导致对抗制度做出某些修正，这种制度实践已经被批评为“带有纠问色彩”（inquisitorial），甚至“违背了民主的要求”（undemocratic）。在分析这些制度利弊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考察其他法律系统的经验教训。     

计算机面部构图与重建技术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人脸的电脑识别技术得到广泛研究与开发。而计算机面部构图与重建则成为近30年里模式识别和图像处理中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