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科学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现代领导》杂志主编倪安和

倪安和，1947年生于上海。现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现代领导》杂志主编。青年时代在解放日报社做记者，从事党建报道，历任解放日报社党政部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支部生活》副主编。有领导科学、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各类著作共12本。资深编辑，学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时光回溯到26年前的1988年。上海市有一本随笔式领导科学专著——《资治经略论》出版了。这部42万字的书学贯中西，融领导与管理、科学与艺术于一炉，思想深邃，纵论古今，用典精到，行文鲜活。1988年、1990年连印两次，发行量达6万册，成为上海市许多区县以及基层领导干部的案头书籍，并被上海市列入当年读书活动的推荐书目。该书的作者就是倪安和老师。     

在邓小平故里

出了成都平原．沿着国道主干线沪蓉高速公路的一段支线（南广高速）一路向东．沿路无尽的小山如同逶迤的绿色波浪。行车3个小时．驶上一座宽阔的大桥．司机告诉笔者．那奔腾而来的就是嘉陵江．很快就可以到达广安了。     

调研容不得走过场

正事先打好招呼,精心设计脚本;安排窗口单位,屏蔽问题角落,费尽心思打造政绩盆景;精挑细选群众,一些人甚至成了座谈会专业户……近年来,基层调研中的一些怪相折射出作风建设的顽疾,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之一。基层调研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可否认,在有些地方,调研中的不正之风换上了"新马甲"、有了新表现,上级领导到基层调研"被安排"     

动态人脸识别系统误报警分析与研究

本文主要针对动态人脸识别系统误报警率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实验测试，提出利用报警过滤机制降低误报警率的解决思路，并进行了验证性测试。     

他们，“回家”了——2014“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

2014年6月12日。云南腾冲。清晨时分，初升的太阳照耀着这座边疆县城。一片安宁平静。“中国远征军抗日阵亡将士”公祭活动在此隆重举行。为纪念在抗战时期腾冲之战中阵亡的中国远征军将士而修建的国殇墓园内。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座高3．99米的《中国远征军》雕像。这座雕像再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中国远征军青年战士以树叶为伪装、头戴钢盔、手持步枪、脚穿自编草鞋。坚定威武的形象。随着载有英烈遗骸的灵车缓缓驶来，各界人士及当地民众肃立道路两旁。迎接久别祖国的中国远征军部分阵亡将士——     

技术、工厂与制度:在生产体系变革中看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工厂的兴起,而工厂则又将每一个人都镶嵌在其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控制体系之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工厂中建构起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体系。当这一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也就在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政府中嵌入了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管理型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整个社会都置于它强大的控制体系之下。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从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向网络化生产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发出了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的呼声,它要求一种超越管理型政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承担起网络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活动。     

李大钊遇害案真相揭秘

研究李大钊的中外学者很多，介绍他的书籍和影视资料也不少。北京市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墓碑上撰写的碑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浅谈胰腺损伤鉴定

胰腺损伤在临床上较少,诊断、治疗较难。胰腺损伤多伴十二指肠或相邻脏器损伤。胰腺损伤早期可以导致胰腺炎、腹膜炎等,后期可能并发感染性休克、假性囊肿、脓肿形成等。由于胰腺损伤预后难,加之常合并其他脏器损伤,法医学鉴定难度甚大。本文就胰腺损伤鉴定的难点结合实例探讨如何作出科学、合理鉴定。     

龙应台:用文字关注时代焦虑

2012年龙年,她已走过的一甲子岁月留下的多是“疏离的经验”,她两次顶着作家的光环出任文化官员,她就是一向信奉民主自由的台湾“女鲁迅”——应龙台. 一 身为“外省第二代”,龙应台走的是一条典型的“台湾精英”之路. 1952年2月13日,龙应台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眷村,父亲龙槐生来自湖南衡山县,母亲应美君祖籍则来自浙江淳安古城,两人随战败的国民党部队移居台湾.     

浅议新形势下反贪侦查模式的转变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日益健全，人权保障理念的不断加强，执法规范化的稳步推进，传统的反贪侦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反贪工作的要求。侦查人员如何在思想上和司法实践中转变反贪侦查模式，对于提高侦查水平，有效揭露和惩治职务犯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