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京等被控信用证诈骗宣告无罪的法律分析

鉴于2000年判决的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件在企业界、金融和法学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而2002年的莫京等被控信用证诈骗宣告无罪案与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件有着相似的机理，却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本案的推理和判决，区分了远期信用证的融资纠纷和诈骗犯罪，使得有关对信用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认定回归到通说的立场，也较好地说明了有关金融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和适用。     

人代会票决议案建议办理情况不妥

《地方组织法》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15项职权，人代会召开的各项议程就是根据这15项职权确定的。比如听取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并对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进行表决，就是根据“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这一项职权确定的，法律并未规定在人代会上可以对议案、建议办理绩效实行全体人大代表票决。据悉，通过人代会对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实行无记名票决，是巫山县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初作出的决定。     

小股东运动在韩国：从“小股东”到“利益相关者”的转变

在韩国，1／4左右的公司资产被最大的10个家族所控制。以家族为代表的韩国大财阀、大股东对经济的控制带来了诸如“剥削”和“掠夺”之类的严重问题。作为对大财阀、大股东掠夺小股东的回应，韩国的小股东们通过各种形式集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对抗大股东的掠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卡尔·波拉尼曾经深有远见地指出，无节制的市场迫使社会濒临解体而危及人类社会本身，保护主义的社会反弹正是人类社会对这项灾难的反应。作为一种社会反弹的表现形式，小股东运动意义深远。     

法人人格的刑事否认原理

一人公司制度的引进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在公司人格、责任能力及其责任形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理念和适用的新问题。基于企业的经济学原理和契约性质，法人性质的实在说和代理人理论较好地解决了法人人格的有机组织体、独立的意思和行为的论理基础，并由此扩展到法人独立的刑事人格、犯罪能力和受刑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的原理以及单位人格的部分否定都要求对现行单位人格的刑事否认制度进行反思。在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得追究其单位人格责任。     

不妨改代表履职登记册为代表履职备忘录

为促进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日前，一些地方人大尝试建立代表履职登记制度。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规定代表一年参加闭会期间的活动应在12天以上，对代表在闭会期间参加活动的情况要进行登记，半年汇总备案，每年收集整理．换届时，代表的履职情况可作为其是否连任的参考。南昌市青山湖区人大常委会下发了《关于建立青山湖区人大代表履职登记制度的意见》，每年将适时召开专门会议，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特调”“得月舫”的经验启示

在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之后。永州市政府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处置“得月舫”游轮，并启动问责机制，促进工作落实。（详见《人民日报》8月26Et《永州人大首次启动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剑指“得月舫”》）。     

教养处遇制度研究

以劳动教养制度为基础的教养处遇制度,是国家为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对具有特殊危险的人进行矫治、教育、改造,以防卫社会的处分制度。教养处遇的宣告权,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和经济原则,应属于法院或裁判所。对教养处遇的期限和处遇问题,可以采用“相对不定期”制度,但在处遇内容上应遵守分类处遇原则和递进处遇制度,并加强教养处遇的工资制度的建设。     

满树梨花绝难结出苹果——兼论苏力教授的本土资源论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正式制度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冲突中,并非只有正式制度向非正式约束妥协一种进路。一方面,秋菊想要讨个说法却实现不了的困惑既是罔顾国情抑或地方性知识的一路向西的立法运动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顽固"表现。另一方面,苏力教授所倡导的注重本土资源,尊重地方性知识的本土转向指出了盲目抄袭西方法律制度及其原理的不足,但是,这种提法本身也有一些问题。说到底,当代中国的法治进路应当是一种尊重地方知识背景下的制度变迁。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适度作用原则

一方面,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作用,存在两类极端情形:过度适用和适用怀疑。该两类情形,既不符合广义刑事政策理论的自身要求,也不符合刑事法治改善司法效果的努力。另一方面,基于制度需求、利益反应、规范解释的需要,刑事司法政策还适用于形式理性、法律体系完备等法治条件下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因此,刑事司法政策不仅应该进退有据,要以社会效果的改善为目的,而且应该进退有度,可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要素的解释达到改善社会效果的目的,但不能直接创造新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