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人格的刑事否认原理

一人公司制度的引进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在公司人格、责任能力及其责任形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理念和适用的新问题。基于企业的经济学原理和契约性质，法人性质的实在说和代理人理论较好地解决了法人人格的有机组织体、独立的意思和行为的论理基础，并由此扩展到法人独立的刑事人格、犯罪能力和受刑能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主体的原理以及单位人格的部分否定都要求对现行单位人格的刑事否认制度进行反思。在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究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得追究其单位人格责任。     

不妨改代表履职登记册为代表履职备忘录

为促进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日前，一些地方人大尝试建立代表履职登记制度。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规定代表一年参加闭会期间的活动应在12天以上，对代表在闭会期间参加活动的情况要进行登记，半年汇总备案，每年收集整理．换届时，代表的履职情况可作为其是否连任的参考。南昌市青山湖区人大常委会下发了《关于建立青山湖区人大代表履职登记制度的意见》，每年将适时召开专门会议，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特调”“得月舫”的经验启示

在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之后。永州市政府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处置“得月舫”游轮，并启动问责机制，促进工作落实。（详见《人民日报》8月26Et《永州人大首次启动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剑指“得月舫”》）。     

教养处遇制度研究

以劳动教养制度为基础的教养处遇制度,是国家为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对具有特殊危险的人进行矫治、教育、改造,以防卫社会的处分制度。教养处遇的宣告权,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和经济原则,应属于法院或裁判所。对教养处遇的期限和处遇问题,可以采用“相对不定期”制度,但在处遇内容上应遵守分类处遇原则和递进处遇制度,并加强教养处遇的工资制度的建设。     

质询常态化,人大监督权的价值回归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范围内,每年的质询案没有超过30例,这与我国2000多个各级人大、267万名各级人大代表数量相比,显然是很不协调的.针对人大行使职权实践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或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体现了中央对人大质询权有效行使的期盼和鼓励.     

审议微创新激发履职大作为

听取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是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常规动作,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发言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常委会会议质量.因此,审议过程的微创新成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实现渐进改革的重要一环.     

代表参与预算审查监督新样本

《上海人大》第七期载:为进一步发挥区人大代表在预算审查和监督中的主体作用,闵行区人大常委会创新了部门预算审查和预算执行监督方式:人代会期间,选取规土局、交通委等占区政府全年项目预算金额85%以上的19个政府部门作为审议对象,探索建立1个代表团对口审议1家政府单位的部门预算报告,做实大会审议工作;闭会期间,建立以区人大代表组为监督主体的区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小组,做实部门预算执行跟踪监督.一对一审查部门预算,监督部门预算执行,为人大代表充分履行预算审查和监督职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扩大了代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提高了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透明度及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约束力.     

满树梨花绝难结出苹果——兼论苏力教授的本土资源论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正式制度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冲突中,并非只有正式制度向非正式约束妥协一种进路。一方面,秋菊想要讨个说法却实现不了的困惑既是罔顾国情抑或地方性知识的一路向西的立法运动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顽固"表现。另一方面,苏力教授所倡导的注重本土资源,尊重地方性知识的本土转向指出了盲目抄袭西方法律制度及其原理的不足,但是,这种提法本身也有一些问题。说到底,当代中国的法治进路应当是一种尊重地方知识背景下的制度变迁。     

论刑事司法政策的适度作用原则

一方面,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作用,存在两类极端情形:过度适用和适用怀疑。该两类情形,既不符合广义刑事政策理论的自身要求,也不符合刑事法治改善司法效果的努力。另一方面,基于制度需求、利益反应、规范解释的需要,刑事司法政策还适用于形式理性、法律体系完备等法治条件下的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因此,刑事司法政策不仅应该进退有据,要以社会效果的改善为目的,而且应该进退有度,可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要素的解释达到改善社会效果的目的,但不能直接创造新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