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与政社分开

当今中国,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社会管理需要向社会治理转变,即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需要政社分开。社会组织的影响力不仅存在于社会领域,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     

风险管理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风险"已超越了原有的经济学语义,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源多而杂,风险的关联性、扩散性和不确定性增加,风险的变异性加大。公共事务管理的风险以政府负有责任为前提,主要包括三大类风险:造成人员死伤和经济损失的风险;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和社会恐慌的风险;造成信任危机的风险。这三类风险日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倾向,大大增加了公共事务管理的难度。传统的"灭火式"应急管理难以     

养老金并轨不能陷入“乌托邦”

今年7月1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有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如何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如何与企业养老保险实现并轨的问题再一次受到高度关注。众所周知,当前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相差悬殊,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可以拿到在职工资的80%至90%,而企业职工退休后只能拿到在职工资的40%至60%,也就是所谓的养老金双轨制。     

城乡困难家庭: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

我们通过对"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研究"项目的深入研究,得到了10个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社会救助体系已经实现了政策目标并得到了政策客户的积极评价。城市和农村的困难家庭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并维持他们的社交网络。但是,不足之处是城市和农村的困难家庭的收入还不能覆盖支出,而保险福利也支持不足,这就使得他们的医疗、教育和能力变成了短板。为打破"支出收入标准"的怪圈,必须重新审视低保标准。     

被误读和被过度诠释的“民政形象”

正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标题是《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书的封皮上写着主编者,"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唐钧"。这是一位与我同名同姓的小老弟,研究的专业是公共管理。因为涉及的领域看起来与我有点相似(用专业眼光看其实差得很远),很多媒体常常把我们唐冠唐戴(一笔写不出两个"唐"字)。尤其是这一次,有家官媒的"新闻网"干脆就把相关的文献放到了我的专栏中。因为官媒影响大,尤其在政界影响更大,所以以讹传讹就让我掠夺了小老弟的风光。     

和谐与公平:“看得见的手”不能退缩

市场失灵加上政府缺位,造成了如今压在升斗小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实际上是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四座大山”)。一段时间以来,试图用“市场化”或“产业化”的方式解决公平问题的做法占了上风,但是,国际经验和过去10多年的国内经历告诉我们,“市场”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     

反贫困政策联合出击方能奏效

从社会政策学的立场来看问题,其实,所有的社会政策都是“双刃剑”,其优点与缺陷犹如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是无法分开的。所以,当我们在对某一项社会政策进行分析与评估时,必须清醒地同时顾及这项政策的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和影响,也要预料到政策的积极作用总是会受到一定的局限。     

“民官比”真相

中国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个百姓一个官”,是最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数字得出的过程中,“官”和“干部”以及“吃财政饭的”、“吃皇粮的”混为一谈,“官”的外延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最终“算”出了一个“4572万”的耸人听闻的庞大数字。在“民官比”于媒体上被热炒了一个多月以后,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的侯建良出面辟谣:“我国目前官员所占比例根本达不到这么大,所谓的‘官民比’应该是1:197.69。”侯     

四个印象深刻的新提法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的论述,有四点印象深刻:"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第一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     

重庆医疗救助制度调查报告

医疗救助制度是帮助城乡贫困人口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重要的社会保障手段。近年来,重庆市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社会政策学的视角,用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重庆经验”,为医疗救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项非常有用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