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变迁与城市性的本土获得

由于政治尺度的变迁，单一不变的城市性并不存在。从“国野制”到郡县制，国家治理尺度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市场的繁荣、坊墙的崩塌与流动人口的属地管理，使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日益务实，也使城市尺度有了国家以外的内容。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社会力量的生长，瓦解了固化的城乡壁垒，并从国家体制内外对刚性的城市形成了合围，即体制内的城市化体现为农民的市民化，而体制外的城市化则体现为乡村的市镇化。这一合围也说明在城市性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叙事需要借助城市实现人民权利，城市性也将透过国家叙事的外壳体现人民对城市的控制。     

乡村振兴中的政党：角色与过程——基于上海市J村“美好社区先锋行动”项目的观察

乡村振兴是一个兼顾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需要防范乡村发展中的科层依赖以及资源下沉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张力。消弭“国家-社会”的二元冲突,就需要重新认识和发挥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基于上海市J村的调查发现,上海市党建办通过“美好社区先锋行动”的积极倡导,吸纳了“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等基层治理的经验,主动“靠前一步”介入具体乡村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借助高位势能跨越制度边界,引入市场组织、高校以及政府的行政资源,盘活乡村资产,并通过持续的评估对乡村社会展开政治化运作。政党介入乡村振兴并不局限于把政治逻辑嵌入乡村社会,而是强调地方党组织对于高校、市场及社会资源的再整合。这一超越“国家-社会”的政党行动,既摆脱了国家单边治理对于乡村自主性的束缚,也防范了乡村无力整合资源而陷入持续性的衰落。     

新公共服务视阈中的政党政府

新公共服务理论由于把提供服务仅仅限定在政府体系之中,因此也带有管理主义的深刻痕迹.事实上.作为产品的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创造于政府的行政机构的服务,现代政府多是政党政府,政党政府的内在结构和功能的分化说明了政党必须通过政府才能行使公共管理乃至公共服务.在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以公共服务的价值重塑政党政府的结构与功能.需要强调政党的责任性与政府责任性的统一.     

区域城市化启动的政治逻辑——基于三线建设的视角

城市化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三线建设给欠发达区域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可能。工厂等生产部门的建设启动了偏僻山区的城市化建设,也带来了城市工业部门与当地社会融合的一些障碍,从而形成了工厂政治中的城市飘浮。从国家的视角,三线建设的国家权力并不适合城市形成的普遍逻辑,也无法形成城市持续的区域性合力;从地方的视角,欠发达区域城市化进程不是域外城市的形态移植,而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     

区域政府的民主控制

区域政府往往表现为两种形式:作为政府实体的区域政府和作为政府关系的区域政府.实体性区域政府往往由于行政授权的不受控制,从而可能出现民主亏空:而当区域政府的松散性与合作性被过分强调之后,政府责任被随之转移,从而形成空心化的无从监督的关系型区域政府.因此,区域政府的民主控制首先要实现政府的自我功能性控制,其次实现人民对于区域政府的结构性控材.     

在德性与理性之间——西方政府的文化传统与功能指向

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德性的共和、理性的自由构成西方政府制度的两大文化传统。这两大传统也成为西方政府功能的限定性钟摆,从而决定了西方政府功能之基本走向——即既要保障德性的共和,也要保障理性的自由。     

从政治社会学视角看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与执政能力提高

地方党组织承担着整合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功能，营造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能力、引导能力结构性增长的过程，也是党的执政与社会生长的互动过程。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必须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从民主训练和政治合作两个方面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使党能够充分代表和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     

社会暴力的边缘触发——兼论转型中国的治理理性

社会暴力的频发显示了治理确定性的艰难。由于国家结构的稳定性与社会结构弥散性的紧张,中国社会暴力的发生往往出现于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地带,在社会自我生长受到政府秩序遏制之后,社会生长往往以集体暴力的形式来回避社会理性,而政府在失去理性的社会面前则可能以暴力治理进行秩序控制。因此转型中国的社会暴力的消除应该是多重理性的回归,在对双重暴力的反思中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理性转型。     

论行政文化对文化的反作用

文化作为行政文化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它的演进轨迹,而行政文化则主要通过行政体系、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影响公民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整个文化系统实施反作用。社会主义行政丈化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