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妥协与平衡：和谐社会的宪政品格

影响和谐社会建构的主要因素是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失衡,调控公权与私权关系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作为宪政品格的合作、妥协与平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合作是构建和谐社会前提,妥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平衡是和谐社会要实现的目标,它们一起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宪政品格。     

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

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可以通过行政赔偿来弥补，对于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则通过行政补偿来解决。尽管许多法律条文中出现了“由行政机关给予补偿”的术语，正如行政赔偿不等于国家赔偿一样，行政机关给予补偿不等于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指行政机关基于合法的目的行使权力，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特别损害，依法给予合理补偿的制度。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造成的侵害，不是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不属于行政补偿。(2)只要行政主体合法目的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就必须给予行政补偿，而不限于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3)受损害的不仅是财产，还包括具有财产上的权益。     

国家与公务员的关系:从身份到契约——兼论公务员的忠诚义务

在我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家臣还是官员,上下级都以一种主仆关系而存在。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我国在国家与公务员之间形成一个不受法律一般原则拘束的关系地带。依据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路线,国家与公务员之间关系必将是建立在公法上的契约关系,从而完成身份的回归,公务员则演变为对法律制度无限忠诚的群体。     

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公务员道德伦理是社会道德形态中的一种,是指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共同的行为准则规范及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总和。构建合理的行政伦理规范并有效地实施,以增强对公职人员的激励,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现实课题。     

技术赋能、制度变革与精准治理: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构建出一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社会形态。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技术治理的提出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通过技术赋权,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治理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使得精准治理成为可能。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并非总是按照逻辑运行的,技术治理困境可能制约治理效能的发挥。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基础,对社会治理元素的数字化改造,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融合,客观地认识到技术治理的边界,是保证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要求。     

将坚持群众路线纳入新时期党员标准

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使命,非常重视吸收党员的标准问题。并且,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不同,党员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对党员一贯的要求。在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对党员的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坚持群众路线纳入新时期党员标准,符合党的建设的基本逻辑。     

培育农民合作能力的路径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培育新型农民,而良好的合作能力是新型农民的必备素质.在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传统社会基础的农民合作能力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必须选择正确培育农民合作能力的方式,推动从基于血缘关系的农民合作模式转向基于契约的合作模式.     

论法律职业化教育

法律职业化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入世"、全球化、法律硕士教育、统一司法考试等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迫使与之极不适应的我国法学教育体制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应摈弃狭义的法学教育的概念,重新界定和建构法学教育的新概念,并对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不相适应的法学教育现状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文化结构层次与我国先进文化的历史演变

"文化结构层次理论"将文化 分为外层(物质)、中间层(制度) 和里层(心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我国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建设史表明,先进文化建设 必须要注重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要 完善文化制度建设,还要用先进文化 来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三个层面的文 化建设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社会成长的中国语境及其逻辑

在一般的逻辑中,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社会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空间,但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社会成长自有特殊的历史、政治和法治的逻辑。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始终坚持对党、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与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导致政党、国家、社会三方有效互动明显不足,制约了独立的社会成长。从法治上看,坚持党的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构建法治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保证。我国的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应该是,执政党在领导、建构社会成长的同时,将法治意识融入政党与社会,使社会成长有更大的政治空间,也使党的领导和执政有更大的社会空间和法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