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及其维护与再造

"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文化精神背景"叠加"特定时空间"和"特定活动群体"而形成的、保障传承有序进行的中介实体.传承场与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之间是一种根本的互生关系;而民族信仰文化对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的生成、维护具有基础性作用.维护信仰文化传承场的神圣性,重视民族妇女与儿童在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场维护和再造中的作用,认识和利用次生型传承场,应是当下民族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内容.     

工农红军的一支海上武装

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海上独立营成立于1934年,营长柯成贵是在霞浦长大的福州人。 1925年,柯成贵到福州格致中学读书。这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福州各界人士纷纷声援上海工人斗争,柯成贵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示威游行等活动,在和进步同学的交往中,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 1928年春,柯成贵回到霞浦西洋岛。正是春汛季节,渔霸与官府勾结强占渔场,渔民怨声载道。柯成贵和渔霸讲理,反被殴打了一顿。柯成贵忍无可忍,找机会杀死渔霸,连夜远走他乡。在流浪期间,柯成贵结交了一些江湖朋友,并得到他们的资助,买了几条枪。 1931年底,柯成贵潜回西洋岛。又逢渔汛季节,渔霸仍然对渔民敲诈勒索,他串联了一些受害者,拿起武器和渔霸斗争,队伍很快发展到百余人。县政府报请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派兵“进剿”,柯成贵凭借辽阔海疆,数次击败来犯之敌。这支队伍打出“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旗号,深得贫苦渔民的拥护,但也存在队伍不纯的致命弱点。有的人闹帮派,有的人赌博、抽大烟,违反纪律的现     

"中产阶级"的历史发展及概念辨析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态并不一致.在资本主义早期,马克思把小资产阶级称作中产等级.19世纪末期到二战以前,伴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没落,"新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二战后至70年代,白领雇员成为"中产阶级"的最大社会群体.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中的信息业从业人员迅速增加、新型中小企业主兴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中产阶级"称作中间阶层更能反映其本来的含义.     

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

商屯是明代推行盐法开中时派生出的一种经济形式.明代的云南地区普遍存在商屯的观点已成人们一致的共识.但翻检史籍发现,"云南商屯说"是错误的,明代云南地区没有出现过商屯,之所以有明代云南地区"商屯说"的产生,缘于<明史·食货志>中将"商屯"与"开中"混为一谈,误导了后人.     

企业党组织实践“三个代表＂的思考

企业党组织实践"三个代表",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部工作,勇于进取,敢于创新,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个特大抢劫诈骗集团覆灭记

2001年9月25日,在黄冈市某刑场,随着几声漓脆的枪响,师孟交等9名凶恶罪犯倒在了他们曾残酷杀害无辜的106国道旁的草丛之中,走进了自掘的坟墓。至此,这起跨越河南、河北、湖北、湖南、陕西、浙江、江苏、安徽、天津、山东、江西等12个省的特大抢劫杀人案划上了句号。一枪口,青烟飘散;魔影,荡然无存。国道、村庄、田野恢复了往日的繁忙与宁静,特别是受害者家属得到了精神慰藉,但师孟交等恶魔犯下的疯狂罪     

关于我国农村教育现状与对策的思考

农业、农民、农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 ,农民文化的现代化是制约农村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农村教育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否。当前 ,我国农村教育的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农村教育已被挤到边缘的位置 ,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已经刻不容缓。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要从根本上转变对农村教育认识的理念 ,从政策上严重关注、从财力上大力支持、从法律上严肃追究政府与领导干部个人在农村教育行政上不作为的责任。     

电教铺开富民路

李杰1983年高中毕业后,在苍溪县元坝镇天井村小学代课,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县科委看了农村科技致富的电视录像片后,深受震动,萌生了科学致富的念头.     

“百万扩招”背景下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高职扩招作为国家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可以有效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该背景下,高职院校面对非传统生源比例进一步提升。对此,文章借助产业学院这一平台,通过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适合扩招学生的教学资源。组建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中采用刚柔并济的方式,实现高职院校为国家培养产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     

对转型时期我国公民政治认同重构模式的思考

政治认同是人们对其所在政治系统的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或依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发生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显著变化,这就要求对公民政治认同进行重新建构,应使公民从原来的消极认同模式向积极认同模式转变,具体建构模式有以下两个方面:从自由到平等的积极认同模式和公民至上的宪政认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