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职务犯罪侦诉一体化构想

职务犯罪侦查和提起公诉同属于检察机关职责,这一任务分别由检察机关的职能部门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和公诉科承担。在具体的检察实际工作中,由于部门不同,相互间工作的重点和要求不一致,工作思维、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结果往往会导致对部分职务犯罪案件在事实、证据的认识上不能形成统一观点,有时甚至产生较大分歧。     

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法理基础

土地开发权的性质是公权力,其基本内容是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管理,土地开发权决定土地资源的初始配置,它是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的基础。土地利用的公法调整是私法调整的基础。土地开发权是产生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决定因素,这是构建和完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法理基础。国家应当以土地管理者身份参与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实现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社会分享的政策目标。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国家和集体以及其他民事权利主体,依据民事权利参与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     

利用文检仪快速比对检验文件物质材料

为建立无损、快速、直观的文件物质材料检验方法,利用物理光学仪器—文检仪比对检验常用的文件物质材料,主要包括纸张和色料。结果显示,利用文检仪的不同光源即可有效区分不同物质的种类,且区分能力较强。该法无需对检材进行任何处理,简单、快速、直观、方便、不损坏检材。     

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着主体缺位、产权残缺、土地经营权不够稳定并且经营零散和公有资源得不到保护等缺陷,这些缺陷导致农户对农地掠夺性经营,也不利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统一安排和管理,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通过股份制以村民小组为范围建立真正意义"集体经济组织"。     

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度规则化

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改革中,普遍采用了"制定实施细则"、"规则细化"这类用详尽的规则将裁量权具体化、细节化的方式,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细致入微、不留余地的程度。尽管规则细化具有良好的出发点和切实的效力,但过度使用仍然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从根本上说,促进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良好行使不能单纯依靠规则,在考虑多方面因素和措施的基础上形成控制裁量权的综合体系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从一起案件看间接证据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国某之夫高某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８日以吉林省某粮油饲料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农业银行某办事处办理抵押贷款１００万元。次日,高某将此款借出,委托田某以冯某名义存入工商银行一储蓄所,并在存款凭条上注明国某单位地址及电话号码。５月２１日,高某将以冯某名义存的１００万元的存折及冯某身份证交给茹某,委托茹在某证券公司营业部为其以冯某名义设置股票资金账户（号码为２７７７９）,并办理了股票交易卡,将该存折中的９９万余元以转账存款形式存入该资金账户,高还委托茹用此笔资金炒作股票。８月１８日,高某又以王某名义在工商银行另…     

鲁南铁道大队的创建及发展原因探析

铁道游击队举世闻名,鲁南铁道大队是他的原型。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创建时只有11人,最多时200余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这支小部队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注重部队自身的建设;以鲁南抗日根据地为依托,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敌人严密统治区内立住脚跟,创造出一系列光辉业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城镇化条件下民族关系及其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流动导致各民族杂居,从而形成新型的民族关系。它是一个关系系统,具有建构性、动态性和多维性,其类型有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混合居住的各民族生存环境是一个社区生活共同体,为了避免孤独,它不断地追求文化适应、积蓄情感、开拓思维和共享生活。培育社区生活共同体,需要依托社区叙事,提供共享的情感联结;实施语言融入,重构社区居民身份;建构信任,善意待人;互助合作,共同参与;拓展认知,增强容纳度;积极联系,建构美好家园。发展繁荣的民族生活依赖于跨民族性的发展,社区共同体生活促进各民族不断地融合与发展。     

苏联政府战后对日战俘的政策评析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政府并没有遵照波茨坦会议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将日本战俘遣返回国,而是将50多万日本战俘扣留并押送到苏联境内从事繁重的强制性劳动.苏联政府制定这一战俘政策的原因不仅和当时苏美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的斗争密不可分,而且和苏联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及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因素紧密相连.     

个人信息限制处理权的制度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44条之修改建议

<正>数据的广泛关联、跨行业融合和深度挖掘推动网络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数据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日益凸显,并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和国家的战略资源。但是,在没有真正分享数字革命带来的技术红利时,社会公众就被裹挟进了数据挖掘和利用产生的巨大风险中,个人信息安全问题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现行的知情—同意原则、删除权、更正权等制度之间存在"权利缝隙",导致个人信息权利类型与数据所面临的风险隐患未能完全匹配。创设新的个人信息权利类型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已成为数据保护法律的当前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