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角下的中国现阶段劳动报酬率演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普遍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居民劳动报酬率总体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本文在对我国现阶段居民劳动报酬率的演变轨迹进行阶段性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制度视角探讨了所有制变革、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完善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因素对我国劳动报酬率变动的影响,并从完善制度的角度提出了提高我国劳动报酬率的对策建议。     

走绿色通道的大货车真的是运输鲜牛奶吗

<正>经过进一步检查,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这辆货车所装的液态货物,仅仅是在液袋阀门口位置装的是牛奶,阀门口下,还有另一道阀门“不对啊,运输鲜牛奶的车辆,不是需要有恒温式牛奶运输装置吗？这样装载不会变质吗？”凌晨时分,山东省高青县某高速路收费口绿色通道口上,工作人员正在对一辆大货车进行例行检查。司机声称车上运输的是鲜牛奶,工作人员打开液袋包装口的阀门,看到液袋内也的确是牛奶。但是细心的工作人员还是发现了可疑之处：鲜牛奶的运输装置不对。经过进一步检查,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这辆货车所装的液态货物,仅仅是在液袋阀门口位置是牛奶,阀门口下,还有另一道阀门。在那道阀门下,装的都是葡萄酒。     

开发票用的手机电脑都被扔进黄河

<正>出售汽油需要开具汽油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发票就无法进入市场销售,因此为了让这种调和汽油进入汽油流通环节,就需要搭配增值税专用发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警方侦破的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近1亿元,在当地引起很大关注,但警方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涉案的好几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监事都是重症患者,是巧合吗？这种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轰然倒塌的“红木帝国”

<正>极富激情的话术、加盖公章的订单协议、令人心动的高额投资返利……一番运作下来,投资者趋之若鹜,订单纷至沓来,想要进场分羹的投资者甚至还需排队托人,生意一时间火爆至极当承办检察官到公安机关暂存扣押财物的房间清理登记刘启昀的资产时,几件没有被投资者拉走的红木家具孤零零地散落在角落,而那深沉的暗红色仿佛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时刻……     

从制度变迁视角审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历程

我国农村体制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是人民公社体制时期;二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时期。将这一发展历程置于工业化的背景下运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可见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不是着眼于如何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汲取农业剩余资源;人民公社体制为家庭承包责任制所取代,但没有改变“工占农利”的局面。进入新世纪,我国农村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似乎昭示着工业反哺农业时代的到来。     

要高度重视人大的"三头"状况

"进来老头,离开白头,感觉到头",用这种说法来概括整个人大机关干部队伍的状况,当然失之偏颇,但说它用一种形象和夸张的说法反映了个别地方存在的问题和个别人大干部的心态却不为过.即使这种现象出现在个别地方和个别人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大机关干部队伍的建设,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经济改革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目前,有人认为经济改革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也有人认为,经济改革是经济领域的事,与道德无关。经济改革与道德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其主要目标,是要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     

中国语境下利益集团的概念辨析与分类探讨

我国学术界迄今没有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利益集团概念,已有的许多界定方式与阶级、阶层等概念趋同,还有一些定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在中国语境下对利益集团进行概念界定研究,并且区分利益集团与阶级、阶层的异同。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我国利益集团可以细分为三大类八种情形。如按照组织化程度,可以将我国现有的利益集团划分为四类,即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具有一定组织程度的利益集团、组织松散的利益集团以及非正式组织群体。     

人力资本视角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据统计，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和“二元分立”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民办子弟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流动儿童失辍学情况严重。对流动儿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     

大企业主阶级与韩国民主化

大企业主阶级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在政治上处于保守地位，是反民主化的力量。但是基于威权时期形成的政治依附性增长模式和民主化进程中韩国政府对大企业主阶级的有意控制，韩国大企业主阶级的影响主要被限制在经济领域。韩国威权时期和民主化进程中政府与大企业主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