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主体的缔约责任——民法缔约过失理论在行政合同制度中的引入与适用

借鉴民法上的缔约责任 ,行政主体的缔约责任是行政主体在缔结行政合同过程中超越缔约规则 ,违反缔约义务 ,给另一方相对人或第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行政主体缔约责任的理论基础是诚信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 ,其中信赖保护的范围更广。行政主体承担缔约责任的前提是违反了缔约义务 ,包括确保缔约程序公正的义务和确保合同合法有效的义务。损害赔偿是行政主体承担缔约责任的方式。     

关于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思考

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组成国务院,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和政府日常工作。邓小平等同志受命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大力整顿,为消除“文革”动乱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研究和总结这场斗争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求实作风和为人民利益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成了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治生态的研判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权力的支配性和扩张性预设着权力腐败的空间和可能,腐败治理自始就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对于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这个突出问题的分析和解剖不能仅仅局限于权力监督制约的视角,在全面、透彻地分析后,还应看到它与政治生态之间二元相向的关系,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研判其权力腐败的内在机理。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概念,包含体制、文化和过程等三维要素。体制浸润在政治生态深层,对政治生态发挥根本意义上的规制作用;文化既型构着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也构成政治生态的外在表征;权力行使过程则对政治生态的形成和运行及其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就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而言,体制层面的制约主要集中在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和压力型政府体制;文化层面的规制主要集中在滞后型文化和断裂型文化;权力行使过程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公器私用和硬权力大行其道上。这三大要素虽然共同对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施加影响,但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存在分殊差异。相比较而言,文化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体制的影响是中观层面的,权力行使过程的影响则更为显性。     

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优化与整合

执政资源是任何一个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只有积极有效地挖掘和利用正资源,坚持不懈地规避和消除负资源,才能在正负资源的对冲过程中,使正负资源的总量之和始终居于正值,从而为执政合法性的获取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适时地实现了从意识形态获取资源向执政的经济绩效获取资源、从特定阶级获取资源向社会大众获取资源、从经济增长获取资源向社会公平与和谐社会获取资源的代谢,为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决策机制的基本特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共产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构成了中国政治决策的核心；由于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误解和领导人超凡魅力的影响等因素，在党内形成了以个人决策为主的集议性决策模式；而国家权力机关与执政党以及执政党内部的政治运作关系所导致的滞后决策更正机制，难以发挥对错误决定的更正功能。     

民生政治参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当下中国,民生政治参与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和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较之其他途径更大的优势。基于紧贴民生问题、注重沟通协商、具有持续性和连续性的特性,民生政治参与不但可以营造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稳定环境、提升政治文化转型所需的政治知识和技能,而且能有效地激发政治生活主体的主体意识。因此,需在把握民生政治参与限度的前提下,强化政府对民生政治参与的引导和推动、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教育与实践、优化民生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拓宽民生政治参与的内容和渠道,以期更好地推动民生政治参与的优化和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实现。     

社会冲突:破坏抑或建构——基于典型样本的现实解读

对于身处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同步来临的当前中国来说,社会冲突的出现及其日趋复杂化是不争的事实。但诸多案例表明,社会冲突在具有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正向功能。它能促进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带动社会整合,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农村社会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税费改革、贵州瓮安事件及其区域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善、江苏启东事件及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优化等典型样本是对社会冲突发挥建构性作用的直观反映。当然,社会冲突能发挥建构性作用,是建立在相应机制予以承接的基础之上。推动社会冲突成功转化的四个重要机制是:必要的政治妥协:构筑冲突缓释的必备空间;提升政府公信力:释放冲突转化的重要信号;促进协商沟通:为冲突转化提供有效载体;有为的制度建设:为冲突转化提供坚强保障。     

试论五、六十年代党内个人专断作风形成的原因

20世纪 5 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期 ,人格化的权力结构 ,使中央领导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党的最高领袖的某种依附关系 ;对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误解 ,为“家长制”、“一言堂”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超凡魅力权威的影响 ,加深了对党的领袖的迷信和崇拜 ;同体监督制约的弱化 ,造成了党内监督制约的“真空”区域 ,出现了领袖个人决断的局面。     

三代领导人建党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 ,毛泽东针对党内阶级成分以农民为主体的现状 ,成功地创造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途径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时期 ,邓小平针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存在的弊端 ,创立了着重从制度上建党的新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的新时代 ,江泽民针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结构以及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 ,开辟了着重从功能上建党的新道路。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酝酿

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之职,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斗争十分严峻。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9个年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受动乱之苦,迫切要求扭转这种状况;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局上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江青反革命集团继续作乱,批林批孔使得全国社会秩序混乱,生产下降,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交通堵塞,1974年国家计划的大部分指标未能完成,并且相当一部分主要产品产量比1973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