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破产程序前的政府职责

构建企业破产中政府职责体系,关键是转变政府部门对企业破产的观念,市场主体退出并不仅仅影响相关市场的秩序,其产生的相关问题还将影响不特定的社会成员,因此,政府部门对企业破产应当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问题。破产程序前阶段的政府职责往往被忽视,而这恰恰是后续破产案件审理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影响因素。     

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特点及侦查研究

抑制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必然要加强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梳理分析2020年1月—2023年3月31046份判决书,发现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存在发案数量大、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低以及线上线下交易并存等特征。结合侦查实践,分析侦查此类案件存在的困境,从加强阵地控制、强化大数据应用、全链条打击、全面收集证据四个方面提出侦查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涉“两卡”犯罪的对策建议。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     

城乡认同与“原生态”农产品的在线销售——“互联网+”创业、媒介实践与私人生活的商品化

在“互联网+”背景下从事“原生态”农产品在线销售的个体创业者,通常会通过展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销售者的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来展现和确证所销售农产品原生态的“原真性”,以吸引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消费者。这些销售策略呼应了城市居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潜在忧虑,从而使得城市居民愿意溢价购买。与此同时,这些策略需要精心地再现和强化既有的城乡认同以及阶层想象图景,才能够获得城市消费者的认可。由此可以讨论,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的技术与社会可供性（affordance）,可能已经进入了一种含混（obfuscated）的状态——数字媒介和电商平台在为普通用户提供便捷的创业机会的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复制并强化既有的社会区隔和分化机制。     

和谐理论与和谐企业

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和谐思想对于当代和谐企业的创建与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创建和谐企业应从企业发展战略、构建学习型企业、资源的系统整合、人与自然的关系、跨文化管理等角度入手。     

特留份制度--社会本位的选择

不受限制的遗嘱自由会导致自由的滥用 ,使每个人都成为该滥用行为的潜在的受害者。所以从社会本位角度考虑 ,我国应当采用特留份制度代替现在的必留份制度来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     

廉政文化建设的文化生态学反思与重构

廉政文化依托于廉政文化生态环境,廉政文化建设应符合文化生态学观,以整体的、关联的、互动的视域宏观审视廉政文化生态系统。社会发展变化的永恒性决定了廉政文化生态系统失衡的常态性,可通过廉政文化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模型度量承压度,进而发布失衡预警以便及时有效加以调适。廉政文化生态系统的调适性机理决定了其自身平衡性的建构和维持应...     

常识与理性(十):司法技术与司法政治之法理及其兼容

司法之政治性与其技术性一样,都是司法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秉性。其中,技术性体现着司法的职业理性,它构成了司法过程的客观方面;政治性折射出司法的价值关怀,它构成了司法过程的主观方面。任何司法过程都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因而也是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有机统一。基于此,中国司法改革既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又要反对"去政治化"主张。     

常识与理性（二）：法官角色再审思

法官的裁判员角色已然作为常识,根植于我们的知识体系之中。但理性告诉我们,法官不是普通的裁判员,他还充当了社会秩序的维修者、社会公正的建设者和社会良心的守护者等角色。正是这些角色,让法官承载了社会工程师的使命。不过,法官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它只能是＂适用规则的社会工程师＂,法官必须恪守执行性、修复性与具体性等基本法则。     

从行政法学角度解读行政领导行为的含义

领导和行政领导往往是领导科学和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范畴,本文从行政法学的角度采解读行政领导行为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