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主”到“自主”:被选举权的制度建构

被选举权从一种被选举的资格发展到“主张被选举”的权利,是民主深化的要求和体现,也是人民作为主权者“出场”的重要方式.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政治权利的典型形态,是手段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具有防御权和受益权的双重性质,对于启动民主、聚合民意、促进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培养政治人才和健全公民人格具有特殊价值.要充分实现被选举权...     

中国宪政建构的合作主义制度图景

单纯的改革口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民主化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是后改革时代的基础性工作。宪法作为利益妥协与斗争的根本性文件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共识。在社会已经分化和断裂的情势下,寻求社会共识、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利益分配制度与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竞争与博弈、妥协与合作的宪政机制,为各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之化解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既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也要兼顾对居民隐私权的有效保护,消除居民隐私顾虑。隐私权的双重属性和社区应急治理中不规范的居民信息采集、使用和泄露行为会导致出现侵害居民隐私权的情况,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因此,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需加强对居民隐私的保护,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等层面建立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平衡社区应急治理中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的张力和冲突,提高社区应急治理效能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组织韧性：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对复杂多变、日益严峻的风险挑战,组织韧性是城市社区提升风险防治能力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整合城市社区组织关系、制度规范、社会资源和集群文化以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冲击时快速适应、恢复以至在新的基础上实现跃升,成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基于组织韧性视角,应以城市社区风险的有效防范与治理为出发点,从组织架构、组织制度、组织技术和组织文化等多元维度系统地探索组织韧性赋能城市社区风险治理的具体路径,并通过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城市社区自组织结构、过程、能力和治理模式方面的韧性,从而夯实城市应急治理的制度根基。     

监督与问责:新时代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动力结构

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社会转型与政治经济体制持续变革的新时代,原有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已无法有效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构建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是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新任务、新问题和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建立起权力互相监督制衡的制度规范,加强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同的动力机制,把反腐倡廉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战略布局中统筹推进,同时与强化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简政放权和权力下放的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衔接起来,才能巩固反腐倡廉的成果并为深入下去提供深沉动力。     

党委会民主:“一把手”监督的体制内资源

党委会是中共的领导组织、权力中枢和运作机制,以民主议事和集体领导为核心特征。由于建党后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条件,党委会运作容易陷入"一把手"集权乃至滥权的困境。为了规范和限制"一把手"的权力,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党委会的平等议事及民主功能,加强党内民主的组织结构和监督机制建构,促进党委会运作规则的适应性变革,从而真正做到集体领导、民主决策、透明用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广州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激活权利：迈向高水平民主社会的机制建构

公民的权利实践是推动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动力源泉与有效途径。以权利的有序拓展作为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有利于在政治秩序与公民权益二者的张力中寻找平衡点,是一种比较稳健的民主化道路,也契合中国政治“渐进式发展”的历史经验。通过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健全多元化自治体系、构筑宽领域的权利实践平台和民主形式、建立立体化权利救济机制,为高水平民主社会的建设提供制度框架。     

回应与责任：村庄自治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建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村民委员会是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由于各个地方的历史、地理、人文、社会资本和政治生态迥异，全国整齐划一的村庄组织形式有必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在村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调整中，必须强化村民自治组织的回应性和责任制，以多元化的组织结构适应多样化的村庄社会生态。村庄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架构与运作必须立足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切实保障村民作为村庄治理主体的地位。     

治理变革视角下党领导城镇化发展的“深圳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成为我国快速城镇化建设与治理的典型范例。深圳的城镇化进程大致经历了政策引领下的渐进城镇化、市场经济驱动的快速城镇化，以及规划引领下的高质量城镇化三个发展阶段。深圳的治理体制机制因应形势与环境变化不断地变革以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需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圳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理念创新、体制改革、运行机制变革和政府管理行为调整有效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治理的变革需求，从而满足了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     

超大空间的有效治理:地方自治导向的分权?——论我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变革

分权和自治是不同的范畴,在纵向的府际关系中,只有分权而没有自治难以防止暴政和低效.中央集权并不排斥地方自治.分权基础上的地方自治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我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整齐划一、至上而下的权力结构难以应对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挑战.在宪法的框架内,在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构筑立基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