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性组织的结构模块与优化——基于上海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案例

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分析,公共服务性组织可以分为四个模块:战略高层、操作基层、中间管理层和支持结构.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公共服务性组织应不断优化其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率.操作基层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其窗口应该充分撒开;战略高层为了有效地控制操作基层并做出决策,后台的信息系统必须高度集成;在此基础之上,组织的中间管理层就可以简化;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展能力和提高效率,其支持结构可进行服务外包.     

启蒙: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特征就是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是理解康德哲学奥秘的钥匙,启蒙是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康德的启蒙分认识、道德和宗教三个方面进行,康德从"批判的"认识启蒙开始,经过道德启蒙和宗教启蒙,最终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哲学总问题,实现了西方历史上对人精神自由的最彻底、最全面的开启和引领。     

谁认责"信贷陷阱"

今年43岁的孙善明与42岁的茆荣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妇俩同是医生,日子过得和美平静,可是,一场"信贷陷阱"将这份平静彻底打破了.……     

响声“吓着”了我,就该赔——南京一起特殊伤害案的诉讼前后

厂房倒塌,女工吓昏 2007年1月4日,进入年关的南京市漂水县红星五金元件厂正在组织节前一个月的加班生产.这天上午,天空阴霾,42岁的王琴从上午8点进入车间一直在紧张而有序地加工五金原件.忽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王琴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被一片黑暗所笼罩.原来是年久失修的车间屋顶垮塌了,将车间里正在加班的工人全部掩埋在废墟里.经过厂方组织奋力营救,十多个工人先后救出,所幸除了皮肉伤外,几乎没有一个有大碍.可是,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王琴从废墟中扒出来时,发觉她已经昏迷.     

无声的抗诉——南通儿童福利院切除两智障少女子宫事件的采访调查

近日，备受瞩目的“南通儿童福利院切除两智障少女子宫”事件已经得到当地官方的调查确认，消息一经传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然而，涉事医院院长及医生不但表示此种事情早已有之，还坚持认为他们“在做一项公益事业”。     

一起引人关注的“嫖娼”案

卖淫、嫖娼是我国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查处卖淫、嫖娼案件也是治理社会丑恶现象的重要内容。可是不久前,有人向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法院撤销公安机关称他“嫖娼”而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广告牌“霸占”了谁家的楼顶

2007年10月1日以来，随着物权法的实施，各种相关纠纷不断发生，引发了广大群众的热烈讨论和关注，更有百姓现身说法，南京石风春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将已经侵害了其自身权益的南京紫金向阳渔港酒店告上了法院。     

响声“吓着”了我 就该赔

我国法律有对肢体伤残进行鉴定以及补偿的规定,同样,对精神伤害也应该有相应的补偿规定。但是,截至目前,我国尚未有明确的关于精神伤害的具体赔偿规定,而这一空白,将成为"精神伤害"案的审理难点。最近,南京溧水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历时两年多的"精神伤害索赔"案,案中的王琴两年前因单位厂房倒塌事件受伤,并因房子倒塌时的响声太大被惊吓成精神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本应围绕精神损害赔偿说事的案件,却是围绕王琴受惊吓产生的精神性疾病是否属于工伤、厂方该不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等问题展开的,并引发王琴家人、单位与南京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争议。最终,法院也只能以工伤赔偿相关法律,判决厂方全额赔偿。     

争股权父子闹公堂私企“政变”引发民告官

2007年8月15日，苏州吴江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行政案件：当地油漆行业的“领头羊”，江苏大象东亚集团两代“掌门人”因家庭矛盾引发股权纠纷，最终闹得不可开交，父子对簿公堂。然而，被告却不是这对父子中的任何一方，而是负责股权变更登记的国家行政机关苏州市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这起“民告官”官司以工商局的胜诉而告一段落。     

举报勇士 敢问路在何方

2002年6月26日，江苏南京的兰贵来为表示自己反腐决心，在接受南京市检察院对举报有功单位和个人的奖励时，主动要求公开身份。成为南京市第—位公开授奖的举报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兰贵来成了扳倒厅级贪官的“举报英雄”。成了光彩夺目的新闻人物。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就在公开身份的第3天。他被聘用单位辞退。解聘理由是兰贵来公开举报人身份得罪了公司的客户。虽在新闻效应及省领导的亲自干预下，兰贵来很快又有了新岗位，但随着他身上“新闻价值”的不断消磨。近乎悲壮的兰贵来仍然逃脱不了下岗，断找工作的命运……在全国。举报者饱受“迫害”的故事还有很多。河南吕净一、河北郭光允……这些“榜样”举报后的命运。足以让所存融凸反腐的百姓心寒。为此，从第一个反腐斗士遭遇不公被媒体曝光开始。社会各界都在不断呼吁：不能让举报者遭遇不公，要为举报者的风险“买单”。但时至今日，遏制“迫害”举报者的行动却收效甚微。对此，有关人士指出：举报人的现实遭遇让人痛心，应激起我们深层次的思考——拿什么来保护举报人，举报法制何时健全？